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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私下里消声问：这样做都是为了什么呢？由佳平夫妇之间也在这样想，不过不向别人说罢了：就算贝利亚是个两面派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有夺取政权的野心，那好吧，尽可审问他，尽可把他秘密处决，但是把这件事向普通老百姓宣布又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动摇老百姓的信念？为什么要在他们思想上引起怀疑？其实，本可发一个秘密文件到一定的级别，把整个问题加以解释就行了，而报纸上就说他因心肌梗塞而逝世。还可以举行隆重的葬礼。
他们也谈到了最小的女儿玛伊卡。在这一年里，玛伊卡所有的5分都黯然失色了，她不仅失去了优秀生的称号，从光荣榜上被除名，甚至连4分也没得多少。问题都是因为升入5年级引起。前几年一直是同一位女老师教她。她了解码伊卡，也了解家长；玛伊卡的学习成绩非常出色。可是这一年里，各科老师有20个，每个每周来教课一次，连学生的面孔都不认识，只是为了完成教学计划而已，至于对孩子会带来怎样的损害，孩子的性格会受到何等摧残——难道这一点他会考虑？然而，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决计不惜代价，一定要通过家长委员会把这所学校的秩序整顿好。
他们就这样无所不谈地坐了不止一个小时，但都谈得没精打采；谈话的内容，每个人心里都觉得不着边际，这一点他们心照不宣。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情绪十分低落，不相信他们所谈论的人和事有什么现实意义，他什么也不想干了，甚至觉得，此时最好能够躺下身来，让肿瘤贴在枕头上，蒙起头来睡觉。
而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之所以极力维持这席谈话，是因为今天早晨收到她弟弟米纳伊从K市寄来一封信，这封信几乎把她的手提包烧穿。战前，鲁萨诺夫夫妇住在K市，在那里他们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在那里他们结为伉俪，所有的孩子也是在那里生下来的。但战时他们疏散到这里，此后再没有回K市，住房也就转给了卡芭的弟弟。
她明白，此时此刻，这类消息丈夫不会感兴趣，但是今天带来的这个消息，就连对知心的朋友也不能讲。要把事情的原委和经过说给什么人听听，全城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对象。结果是，她在这里竭力安慰丈夫的同时，其实自己也需要得到支持；她无法待在家里，把这个消息闷在自己心中。孩子们之中也许只能对阿维叶塔说明一切。对尤拉，无论如何也不能讲。即使要告诉阿维叶塔，那也得先跟丈夫商量。
可是丈夫跟她在这里坐得越久，他就越显得萎靡不振，使她愈发感到没有可能同他谈这个主要的问题。
就这样，时间渐渐到了她该走的时候了，于是她开始从购物包里把带来的食品—一掏出来给丈夫看。她那皮大衣袖子镶着褐色狐皮的翻口，大得几乎伸不进全张开着的袋口。
看见了食品（他的床头柜里还有不少），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马上想起对他来说比任何吃食和饮料都重要的事情，其实今天一开始就该先谈那件事。他想起的是恰加——样树菌子！他焕发了精神，开始向妻子述说这种奇迹，述说那封信、那个医生（说不定是江湖骗子）的情况，还对她说，必须马上想好给谁写信，请他在俄罗斯帮他们收集这种菌子。
“要知道，在我们那边，K市郊区，白禅树到处都是。这事让米纳伊帮我办办能有什么难处？！你马上给米纳伊写信！还可以给别的人写，我们岂不有一些老朋友，让他们也操点心！让大家都了解我的处境户
正好，他自己提到了米纳伊和K市！此时，卡芭把手提包的搭锁卡喀卡塔地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却没把那封信掏出来，因为从弟弟写信的用辞来看，调子是低沉的。卡芭说：
“你知道，帕沙，让K市那边的人纷纷议论你是否妥当，这应好好考虑一下…休纳伊来信说……不过，这可能还不是事实……说……罗季切夫……在他们那边城里露面了……好像是被……恢复了名誉……这可能吗？”
在她说出又长又令人讨厌的“列一阿一比一利一季罗万”（恢复名誉）这个词儿和瞧着手提包的搭锁低头掏信的时候，正错过了那一瞬间，末能看到帕沙的脸是怎样变得比床单还白。
“你怎么啦？？”她惊叫了起来，丈夫的神色比这封信本身更使她害怕。“你怎么啦！？”
他靠在靠背上，以女人式的动作用她那头巾把自己裹紧了些。
“也许这还不是真的！”她那有力的双臂即刻抱住他的肩膀，一只手还拿着手提包，仿佛正尽力把它往丈夫肩上套。“还不一定有那么回事！米纳伊自己也没看到过他。不过，人们在议论…”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煞白的脸色渐渐消褪，但他浑身乏力，腰部、肩膀和两手都没有力气，而脑袋则被肿瘤扭得侧向了一边。
“你告诉我做什么？”他痛苦地说道，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难道我的痛苦还太少？难道我的痛苦还太少？……”接着，他牵动胸部和头部，做了两次没有眼泪的抽泣。
“略，原谅我，帕申卡！原谅我吧，帕西克！”她抱住他的肩膀，自己也在发抖，摇晃着梳成雄狮式的古铜色曹发的脑袋。“要知道，我实在是没了主意！难道说如今他会从米纳伊那里夺去一间屋子？不，这样下去会导致什么结果？我们已经听到过两起类似的事情，你还记得吧？”
“还管它什么屋子，让他要回去好了，那该诅咒的屋子，”他回答她，声音像是哭泣，又像是耳语。
“屋子有什么罪过？往后米纳伊怎么能挤得下？”
“你倒是为丈夫想想吧！你想一想，我会怎么样？……关于古宗，他信上提到没有？
“没提到古宗…如今要是他们都开始一个个地回来，那会怎么样呢？”
“我怎么知道！”丈夫压低了嗓门回答说。“他们有什么权利现在把那些人一个个放出来？……怎么能这样不近人情地作践人呢？…”
第十四章 审判
鲁萨诺夫本来指望这次会见会使他精神上得到鼓励，不料心里反而更难受了，还不如卡芭别来。他扶着栏杆，摇摇晃晃顺着楼梯往上走，身上愈来愈觉得发冷。卡芭穿着大衣不能送他上楼，因为一名女护理员专门站在那里把守，对家属挡驾，于是卡芭就遣使她把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送到病房，并把一袋食品带去。坐在值班小桌旁的就是那个眼睛有点凸出的护土卓妞，不知为什么鲁萨诺夫第一天晚上就对她有了好感，现在卓妞坐在那里，被一堆登记表挡着，正同没有教养的啃骨者调情，没把病人放在心上。鲁萨诺夫向她要一点阿斯匹灵，她即刻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阿斯匹灵只在晚上才发。不过，她还是量了量他的体温。随后给他送来了点药。
不消说，床头柜里的食品都换了新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躺了下来，正像他渴望的那样，让肿瘤贴在枕头上（这里有相当软的枕头，这一点出人意料，这就免得从自己家里往这儿拿了），连头带脑地蒙了起来。
千头万绪像火一样涌进他的脑海，如此翻腾、撞击，使他身体的其他部分像打了麻药似地失去了知觉，他已听不见病房里的那些愚蠢的谈话，感觉不到叶夫列姆的走动，虽然他的病床也跟地板一起随着叶夫列姆的脚步在颤动。他也看不见天已放晴，看不见太阳落山之前在什么地方露出了脸儿，因为夕照不向着楼房的这一边。时间的飞逝他也无所觉察。他一度睡着了，也许是因为吃了药，后来醒了。醒来之后见电灯已经开亮，于是又睡着了。直到午夜时分，在晦暗和寂静中他又醒来。
他感到睡意已完全没有了，起保护作用的一层雾幕已经消失。这时，恐惧马上袭来，揪住他胸膛中央的下方，而且愈期愈紧。
千头万绪开始云集和翻滚：在鲁萨诺夫的脑海中，在房间里以及更远的黑暗空间里。
这甚至不是什么思绪，而只是他感到害怕罢了。很简单，他就是感到害怕。他怕罗季切夫，说木定那人明天早晨就会冲破护士和护理员的一道道阻拦，闯进这里来揍他。鲁萨诺夫所怕的，不是受到审判，不是舆论的谴责，也不是出丑，而是挨揍。一生中他只挨过一次打，那是在学校里他上6年级也是念最后一年书的时候：傍晚，一帮人在校门口将他拦住了，不错，谁也没带刀子，可是那无情的硬拳头从四面八方袭来的这种可怕的感受，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如果我们最后一次看到某人是个青年，即使多年之后他已变成老头儿死去，在我们的想像中死者依然是个青年。同样，罗季切夫在事隔18年之后归来，想必已成了个残废，也许变成了聋子，也许得了佝偻病，但在鲁萨诺夫的想像中现在他还是当年那个黝黑健壮的汉子，被捕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在他们两家合用的长阳台上练哑铃和壶铃。他光着膀子在呼唤：
“帕什卡！你过来！暗，摸摸我的二头肌。唉，别嫌，使劲腐！现在你明白了吧，新型的工程师该是什么样的？我们不是像爱德华·赫里斯托福罗维奇那样的佝偻病患者，我们是全面发展的人。可你，瞧瞧，变得有点虚弱了，老坐在门上包皮革的办公室里你非枯干了不可。到我们厂里来吧，我把你安排到车间里去，怎么样？你不愿意……确哈……”
他爽朗地笑了起来，随即去洗脸擦身，边走边哼：
我们是打铁的，
我们富有朝气。
此时，在鲁萨诺夫的想像中，正是这个健壮的人挥动着拳头闯进病房里来。而他却无法摆脱这个虚幻的形象。
当初他跟罗季切夫是朋友，在同一个共青团支部里，这套住房也是他们共同从工厂分配得来的。后来罗季切夫走了进工农速成班和上大学这条路，而鲁萨诺夫则顺着领导工会工作和管人事档案这条线高升。起先是双方的妻子关系不好，后来他们两人也不和，罗季切夫跟鲁萨诺夫谈话时常常语气伤人，总的说来是过于不负责任，把自己同集体对立起来。紧挨在一起住他们觉得无法忍受，也感到很挤。就这样，各种因素凑在一起，矛盾自然越来越尖锐，于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写了一份检举材料，说罗季切夫在同他私下里谈话时，曾对已被粉碎了的工业党的活动表示赞赏，并有在自己工厂里把暗害分子组织起来的打算。（他没直接这样说过，但根据他的行为，他是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是会有这种打算的。）
惟有一点鲁萨诺夫放心不下，他反复要求在这件事的案卷里哪儿也不要出现他的名字，也不要进行对质。审讯员对他保证，说根据法律不要求鲁萨诺夫露面，也不一定要当面对质，只要被告人自己承认就行了。甚至鲁萨诺夫的检举信原件也可以不订入此案的卷宗，因此，被告承认触犯第206条罪行而签字的时候，是决不会碰到他这位邻居的名字的。
要不是由于厂党委书记古宗，事情本来会全都顺利地过去。古宗接到保安部门的密令，说罗季切夫是人民公敌，必须把他开除出基层党组织。但古宗坚决反对，并开始叫嚷，说罗季切夫这个小伙子是自己人，要开除他就得把详细材料拿给他看。他拿自己的脑袋给罗季切夫打保票，结果两天后的夜里，他自己也被捕了，第三天上午，作为同一个反革命地下组织的成员，罗季切夫也好，古宗也罢，都被顺利地开除出党。
然而，现在使鲁萨诺夫如坐针毡的事情是，保安部门在向古宗施加压力的两天内，最终不得不告诉他，材料是鲁萨诺夫提供的。这就是说，只要古宗在那边见到罗季切夫（既然他们是由于同一个案件而去到了那里，那么最终他们可能会见面的），就必定会告诉他。这就是鲁萨诺夫现在如此害怕罗季切夫这次预兆不祥的归来的原因，他担心这种根本无法想像的死人的复活。
当然，罗季功夫的妻子也是有可能猜得到的，不过她还活着吗？卡色当初的设想是这样的：等罗季切夫一被捕，马上就叫卡季卡·罗季切娃搬出去，把整套住房拿下来，阳台也就全都是自己的了。（现在看来会觉得可笑，连煤气也没有的住宅里，一间14平方米的屋子竟然会起那么大的作用。而且，孩子照样会长大。哪间房子的过户手续已经全都办好了，有关方面已派人来让卡季卡搬迁，但她打出这样一块牌子——宣称自己是个孕妇。他们坚持要证明，她也把证明拿来了。而按照法律，不能逼迫孕妇搬迁。只是到了第二年冬天将临时她才搬了出去。在她怀孕和生产期间，甚至直到产假期满，这漫长的月份里他们不得不耐着性子与她隔壁相处。不消说，在厨房里卡芭不会让她说一个不字，而当时已满4周岁的阿娃也会跟着捉弄她，让人哭笑不得。
此时，鲁萨诺夫仰卧着，在可以听到各种呼吸声和鼾声的病房的晦暗中（惟有护士的台灯从穿堂间透过毛玻璃门映进来一点微光），试图以毫无睡意的清醒头脑去分析一下，为什么罗季切夫和古宗的幻影会使他如此坐卧不宁？如果其他经他插手而被定罪的人里面有的回来了，是不是也会使他感到害怕？比如说，那个曾当着工人的面骂帕维尔是傻瓜蛋的爱德华·赫里斯托福罗维奇——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一个工程师（后来他自己也承认，希望资本主义复辟）；比如说，那个罪在歪曲了一位重要首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保护人——讲话的女速记员（在首长的讲话中，那些话根本不是那么说的）；比如说，那个性格倔强的会计（他偏偏还是神甫的儿子，所以一下子就叫他服服贴贴了）；再比如说，叶利恰斯基夫妇；是啊，这样的人还少吗？……
要知道，这些人当中，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谁也不怕，他越来越大胆、越来越公开地帮助当局确定他们的罪状，甚至两次出面对质，当场提高了嗓门进行揭发。是的，那时思想上的不可调和丝毫用不着觉得有什么不光彩的！在那个形势大好的诚实时期，在1937年、1938年，社会气氛明显得到纯洁，呼吸变得那么舒畅！所有的撒谎者、诽谤者、过分勇于自我批评或过分卖弄理论玄虚的臭知识分子——统统不知去向和销声匿迹了，而原则性强、立场坚定、忠心耿耿的人们，包括鲁萨诺夫的朋友和他本人，昂首挺胸，耀武扬威。
可是现在不同了，出现了一个什么新的、混乱的、不健康的时代，自己从前的那些立场坚定的进步表现难道成了可耻的事情？难道还要为自己的命运担心？
简直是荒唐。的确，回顾自己的一生，鲁萨诺夫不能指责自已胆小怕事。有什么事情使他害怕过！也许他算不上是一个什么特别勇敢的人，但也找不出他表现过怯懦的事例。没有理由认为他在战场上会害怕，因为作为一名宝贵的、经验丰富的干部，根本没要他上过前线。不应断言他在敌机轰炸下或房屋起火时会惊慌失措，他倒是在敌机轰炸之前就离开了K市的，而房屋起火他也从未遇到过。同样，他从来不怕司法机关和法律，因为他从不犯法，而司法机关一向是保护和支持他的。他也不怕舆论谴责，因为舆论也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