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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骨者出去了以后，病房里就一整天没有他的人影。地质学家——那个很有教养、给人好感的青年，在读自己的那本地质学，不妨碍任何人。病房里其余的人，都安安分分。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由于妻子要来看他，心里感到宽慰。当然，妻子不可能给他任何具体的帮助，但至少可以向她诉诉苦：他是多么难受；打针没有一点效果；病房里都有些什么样令人可惜的人。听她说几句同情的话，心里也会轻松些。还可以让她带来书来看看，带本令人振奋的现代书来。再就是要她把钢笔带来，免得像昨天那样出洋相，跟一个小青年借铅笔记药方。对了，最主要的是嘱咐她烨树菌子的事。
归根结底，并非完全无路可走，药物治疗不起作用，还有其他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保持乐观主义精神。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对这里的环境也在渐渐地适应。早饭后，他继续看昨天的报纸，把上面登载的兹韦列夫那篇预算报告的结尾部分看完了。恰好，今天的报纸也及时送到。焦姆卡收下了报纸，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让焦姆卡把报纸先递给他，于是他立刻满意地读到孟戴斯一弗朗斯政府垮台的消息。雕叫你颁布绞刑！谁叫你把巴黎协定强加于人！）他准备回头再读自己所注意到的爱伦堡的一篇长文章，此刻先读另一篇文章，内容是贯彻执行一月中央全会关于大大提高畜牧业产品生产的决议。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就这样消磨时间，直至女护理员通知说他的妻子来了。一般说来，卧床病人的亲属是允许进入病房探望的，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此时没有精力去证明自己属于卧床病人，况且他自己也觉得，还是离开这些没精打采、垂头丧气的人到穿堂间里去比较自由些。于是鲁萨诺夫用绒围巾把脖子围上，到楼下去了。
并不是每个人对妻子都像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对卡色那样，在只差一年就是银婚纪念的时候，依然一往情深。的确，对他来说，一生中没有比卡色更亲近的人了，没有任何人能像她那样善于同他共享成功的喜悦和分担不幸的忧愁。卡色是个十分能干的聪明女人，又是忠实的伴侣（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经常在朋友们面前夸赞说：“她的头脑相当于一个村苏维埃”。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从来没产生过对她不忠的邪念，她也没有不忠于他的行为。据说，随着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丈夫就会渐渐羞于提及自己青年时代的伴侣，这完全是胡说。他们今天的社会地位，与结婚时的水平相比，已是大大地提高了（当年她是通心粉厂的一名女工，最初跟他一起在那里的和面车间工作，但结婚之前鲁萨诺夫就被提拔到厂工会委员会里工作，管过安全生产，曾被派去加强商业企业部门共青团方面的工作，还当过一年厂办九年制学校的校长），但在这段时间里，夫妻俩的感情没有发生裂痕，也没有由于地位的改变而瞧不起人。过节的时候，几杯酒下肚以后，如果在座的都是普通客人，鲁萨诺夫夫妇还喜欢回忆自己在工厂里工作的往事，喜欢尽情地唱《艰难的岁月》和《我们的红骑兵，来，我们把自己唱一唱》。
现在，体胖的卡芭，连同她的双重褐狐色皮大衣、大小跟公文包相仿的手提包以及装满了食品的购物袋，在穿堂间最暖和的一个角落里的长椅上足足占去了3个人坐的地方。她站了起来，用柔软而温暖的嘴唇吻了吻丈夫，让他坐在自己那翻开的皮大衣的下摆上，使他感到暖和些。
“这里有一封信，”她牵动了一下嘴角说道，根据这一熟悉的动作，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立刻断定，这是一封不愉快的信。在各个方面卡色都是一个深明事理和头脑冷静的人，可就是始终摆脱不了这种女人的习气：凡是得到什么消息，不管是好是坏，肚子里总是藏不住，一迈进门坎就会让它冒出来。
“那好吧，”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有点生气了，“索性把我整死好了！整吧，既然这比什么都重要。”
但是，让话冒出来以后，卡色心里就有所解脱，能够像正常人那样说话了。
“不，没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她有点后悔了。“赌，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帕西克？打针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因为星期五我给护士长打过电话，昨天上午也打过。要是有什么不好的反应，我早就赶来了。但我听说情况非常好，是吗？”
“打针的情况倒是很好，”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肯定了这一点，他对自己的坚强表示满意。“可这里的环境，卡芭…真够呛！”于是，这里的种种令人灰心丧气和有苦难言的事情，从叶夫列姆和啃骨者起，一齐涌上心头，他不知道该从哪一件事开始诉苦为好，结果却痛心地说：‘哪怕能用上个单人厕所也好！这里的厕所成什么样子！隔也不隔开！谁都看得见谁。”
（在工作单位里，鲁萨诺夫总是到另外一层楼去上厕所，那地方不是大家都可以去的。）
卡色理解他的心情是多么不好，需要吐一吐怨气，所以不打断他的倾诉，反而一次次引导他说下去，直到他渐渐把满腹的怨气都倾吐出来，提出那个得不到回答而又无可奈何的问题：“给医生们发工资是为了什么？”卡芭详细问他打针过程中和打针以后的自我感觉，问他对肿瘤有什么感觉，并且解开他的围巾看了看，甚至还说，在她看来，肿瘤稍稍变得小了一点。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知道，肿瘤并没有缩小，但是听说有可能小了些，他心里还是高兴的。
“至少没有扩大，是吧？”
“没有，一点也没扩大！当然没有扩大！”卡色对此确有把握。
“只要能停下来，不再发展就好！”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像在恳求，他的声音含着眼泪。“只要能停下来，不再发展就好！否则，再这样发展下去，过一个星期，那还得了！·……那不就…”
不，他不敢说出这个词来，不敢往那黑洞洞的无底深渊里看」一眼。然而，他是多么不幸，这一切又是多么危险！
“下一针是明天打。星期三再打一针。万一不见效呢？那该怎么办？”
“那就去莫斯科！”卡芭斩钉截铁地说。“就这么决定好了：如果再打两针还不见效，那就坐飞机去莫斯科。你星期五已经往那里打过电话了，而后来你自己改变了主意；我也给申佳乎挂过电话，还去找过阿雷莫夫夫妇，阿雷莫夫亲自往莫斯科打电话了解，原来不久前你的这种病只能在莫斯科治，所有的病人都往那里送，可他们，你瞧，为了培养当地的专家，便着手在这里接诊治疗。总而言之，反正医生都十分可恶！既然活人成了他们的加工原料，他们还有什么权利谈论生产成就？不管怎么说，我就是恨这些个医生！”
“是，是啊！”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怀着痛苦的心情表示同意。“是啊！这话我在这里也对他们说过！”
“我还讨厌那些个教书的！为了马伊卡的事，他们给我添了多少麻烦！而为了拉夫里克，岂不也是这样？”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擦了擦眼镜：
“如果是在我当校长的时代，那还可以理解。当时，教书的都是异己分子，跟我们不是一条心，而我们的直接任务就是使他们就范。可是现在，现在我们可以向他们提出要求了吧！”
“对，你听我说！所以我认为把你转到莫斯科去不会有多大问题，走走门路，总可以找到理由。况且，阿雷莫夫已经跟他们说妥了，让他们在那边设法把你安置在一个较为满意的地方。怎么样？……等打了第三针再说，好吗？”
他们就这样商定了明确的计划，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心里也感到轻松些了。总不能在这个散发霉味的窟窿里乖乖地等死！鲁萨诺夫一家一辈子都是积极主动、讲究实干的人，只有在发挥主动精神的过程中他们的内心才能保持平衡。
今天他们没有必要匆匆忙忙，只要能在这里跟妻子多坐一会儿而不回到病房里去，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就会感到幸福。他觉得有点儿冷，因为外面的门经常打开；卡皮托列娜·马特维耶夫娜便把自己肩上的披巾从大衣里边抽出来，把他裹上。长椅上坐在他们旁边的人正好也都干干净净、很有教养。因此，不妨多坐一会。
他们不慌不忙地逐一讨论生活中由于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生病而中断了的各种问题。只有悬在他们头上的一件主要的事情他们加以回避：病情恶化的结局。针对这种可能出现的结局，他们提不出任何解决方案，无法采取任何措施，做不出任何解释。他们对这种结局毫无思想准备，仅仅根据这一点来说，就不会出现这种结局。（诚然，妻子头脑里有时也闪过一些想法，比如，万一丈夫死了，财产和住房的分配方案，但是他俩如此受到乐观主义精神的熏陶，心里都觉得宁愿让这些事情处于糊里糊涂的状态，也比大伤脑筋预先安排或者立下什么悲观失望的遗嘱为好。）
他们谈到了工业管理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是前年从工厂的特殊部门调到那里去的）的同事所打来的电话，表示的慰问和祝愿。（当然，他并不亲自去抓工业问题，因为他没有那方面的专门知识，工业问题相应地由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去管，而鲁萨诺夫的任务则是专门负责对这些人进行监督。她的下属都爱戴他，此时得知他们关心他的病情，他感到得意。
他们也谈到关于他拿退休金的打算。不知怎么回事，他虽然长期处在相当显要的岗位上，工作中也没出过差错，可显然还实现不了自己毕生的理想——领取特种退休金。就连在数额和起始期上有些优待的那种机关干部退休金也没有他的份，原因是U39年他没能响应号召穿上肃反工作人员的服装。可惜啊，不过从最近两年不怎么稳定的局势来看，也并不可惜。也许，安宁更可贵。
他们也谈到近年来人们愈益明显表现出想改善生活的普遍愿望——穿得好些，住得舒适些，有较好的家具等等。谈到这里，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说，如果对丈夫的治疗进展顺利，正如事先向他们指出的那样需要拖上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工夫，那么在这段时间里把他们的住房整修一下，倒也合适。浴室里的一条管子早就该移动一下了，厨房里的泄水盆得换个地方，厕所的墙壁需要贴上瓷砖，而饭厅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房间必须重新加以油漆：改换色调（她已经考虑过选择什么色调），并且一定要有金色的滚边，现在这很时髦。对这一切，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并不反对，但马上出现了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虽然工人是按国家的派工单派来的，他们凭单子领取报酬，可他们还必定向住户勒索（不是要求，而硬是勒索）额外的钱。这并不是说舍不得钱（不过，也可以说是舍不得！），而是一个更为重要和更为令人气恼的原则问题摆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面前：凭什么要掏出钱来？为什么他自己除了领合法的工资和奖金，从来不要小费和外快？而这些不知羞耻的工人拿了工资还想要钱？在这个方面让步等于放弃原则，是对整个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不可容忍的让步。每当接触到这类问题，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总是非常激动：
“你说说，卡芭，他们为什么这样不珍惜工人的荣誉？为什么我们在通心粉厂工作的时候就从来不提任何条件，从来不向工长要什么‘小费’？再说，这种想法还会跑到我们的头脑里去吗？……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往坏的方面滑下去！这跟受贿有什么不同？”
卡色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随即也说出了自己的顾虑：要是不给他们钱，要是一开始或者中途不给他们“摆一桌”的话，他们必定会报复，必定会在活儿上捣鬼，让你后悔莫及。
“有人讲给我听，一位退休的上校非常坚持原则，他说：额外一个戈比也不给！结果工人们把一只死老鼠塞在他浴室的排水管里，弄得下水不畅，还散发臭气。”
就这样，关于修房子的事他们什么也没有说妥。不论接触到哪一个方面，生活都是复杂的，非常之复杂。
他们还谈到了尤拉。这孩子长大了以后性格十分内向，缺乏鲁萨诺夫勇于进取的那股子劲。他学的是法律，应当说专业不错，大学毕业后又给他安排了很好的位置，不过，应当承认，他不是干这一工作的材料。无论是确立自己的地位，还是结交有门路的人物，他都一点也不会。这次出差，说不定会捐出漏子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很不放心。而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则为儿子的婚事操心。开汽车是爸爸硬叫他学的，单独的住宅也得由爸爸帮他去弄，可是在婚姻问题上怎样关心和指点他，使他不犯错误呢？要知道，他是那么没有心眼儿，即使一个纺织女工也能把他迷得晕头转向，暗，就算他不可能遇上什么纺织女工吧，因为他从来不去那些地方，可现在他是在出差呀，能打保票么？要是他轻率地走了草草登记结婚这一步，那就不仅仅是毁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而且也是毁了全家的业绩！申佳平的女儿就是这样，她差点儿嫁给医学院里的一个同班同学，可那青年家是在农村，他的母亲是个普通的集体农在庄员，不妨设想一下：申佳平家的住宅，他们的室内陈设多么阔气，一些负责干部经常到他们那里去做客，突然间餐桌旁出现了这个包着白头巾的老太婆——他们的亲家母！鬼知道这算是怎么回事…，谢天谢地，总算在社会关系这条线上查出未婚夫的问题，才救了他们的女儿。
阿维叶塔，又叫做阿拉，则是另一回事。阿维叶塔是鲁萨诺夫家的明珠。父母不记得她什么时候给他们带来过烦恼或麻烦，当然，上小学时的淘气不算。她长得很漂亮，既聪明能干又富有朝气，能够正确地理解和把握生活。不论在大的事情上，或者在小节方面，她都不会走错一步，所以，对她用不着处处留意和操心。她呢，只是由于自己的名字至今还在埋怨父母，说什么不该玩新的花样，现在就叫她阿拉得了。但是身份证上写的阿维叶塔·帕夫洛夫娜。再说，这名也很美。寒假快结束了，星期三她就会乘飞机回来，而且必定会马上赶到医院里来。
名字的事，可真不好办：生活的要求经常在变化，而名字却永远也不能改变。现在，连拉夫里克也为自己的名字在抱怨。目前在学校里还没什么，叫拉夫里克就拉夫里充好了，谁也不会拿他开心，可是今天他就该领身份证了。那上面会怎么写呢？拉夫连季·帕夫格维奇。当初父母的确怀有这种想法：让他跟一位部长、斯大林的不屈不挠的战友同名，并且在各个方面向他看齐。可是你瞧，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要说出‘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这个名称来，就得极其小心才行。好在拉夫里克一心想进军事学校，而军队里是不按本名和父名称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