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死。于是我拿定了主意，等他们来押我走的时候，我就说：‘你们开枪打死我好了，就打死在这床上，我哪儿也不去。’我横下了一条心！可是他们没来带我。这并不是由于杜宾斯卡妮夫人发了善。乙，她对我没有被押走还感到惊奇呢。原来是由于登记分配处里的人发现：我的刑期还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我把话题扯得远了……随后，我走到窗前去看。医院的木栅外面排着一列长队，离我大约有对米远，收拾好东西的已被赶到那里集中，准备解走。卡尔·费奥多罗维奇从那里发现我在窗口便喊了起来：‘科斯托格洛托夫！把通风小窗打开！’看守骂他：‘闭嘴，你这混蛋！’可他还是在喊：‘科斯托格洛托夫！您要记住！这很重要！您的肿瘤切片我已派人送到鄂木斯克病理解剖研究室做组织分析去了，您要记住！’就这样……他们被押走了。这就是在您之前给我治过病的几位医生。能怪罪他们什么呢？”
科斯托格洛托夫仰头靠到椅背上。他心情十分激动。不是这所而是那所医院的气氛又使他透不过气来。
东佐娃撇开枝节（病人的叙述总是有许多不必要的），抓住要点，继续问下去：
“那么，鄂木斯克方面是怎么答复的？有过答复吗？是怎么向您宣布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耸了耸瘦削的肩头。
“谁也没向我宣布什么。就连卡尔·费奥多罗维奇为什么向我喊这番话，我也不明白。直到去年秋天，在流放地，我的病情恶化得厉害时，有一个妇科老医生，我的一个朋友，才硬催我去询问。我给自己营里写了封信。没有回音。于是我就给营部写信告状。大约过了两个月，来了这样的回信：“虽经仔细查阅您的档案材料，仍无法确定分析结果。’肿瘤已使我恶心得受不了，本来不想再往哪儿写信，但由于监督处怎么也不放我出去治疗，我也就抱着试试看这种想法往鄂木斯克写了封信，写给病理解剖研究室。很快，没过几天那里就回了信——这已经是在1月份，放我到这儿来之前。”
“说的就是这个，对，对！这封回信！回信在哪儿？！”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当时我正要动身到这里来，我……已经什么都无所谓了。何况那张纸上也没有盖章，只不过是研究室的一名化验员写来的信。她写得很客气，正是在我说明的那个日期里，从那个地点确曾有标本送去，切片分析也做过，并且证实了……您所怀疑的那种类型的肿瘤。还有，当时就已经把答复寄给要求鉴定的医院了，也就是说，寄给了我们营的医院。看来，这事很有可能按照我们那里的一套做法处理了，我完全相信：答复寄来了，反正谁也不需要，于是杜宾斯卡妞夫人就…”
不，东佐娃根本不能理解这种逻辑！她交叉着两只胳膊，手掌不耐烦地轻轻拍着上臂。
“要知道，根据这样的分析结果，应当立刻给您进行爱克斯光治疗！”
“给谁？”科斯托格洛托夫开玩笑似地眯缝起眼睛看了看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爱克斯光治疗？”
瞧吧，他对她讲了有一刻钟，而且还能怎么坦率呢？可她还是什么也没有明白。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他不无感慨地说。“那里的情况是很难想像的……关于那个世界，外面的人连一点概念也没有！什么爱克斯光治疗！我开刀的地方疼痛还没有消失，跟艾哈迈占现在的情况一样，可已经跟大伙一起在干活了，还浇灌过混凝土。我甚至没有想过自己还会有什么不满。您不知道两个人抬的那种盛着混凝土浆的深箱子有多重吧？”
她低下了头。
“那是另一回事。可是后来病理解剖研究室的这一答复为什么没有盖章？为什么作为私人信件发出？”
“作为私人信件发了出来已经谢天谢地了！”科斯托格洛托夫说。“总算遇到了一个好人。我发现，女人中间的好心人毕竟比男人中间的多……至于作为私人信件发出来，那得怨我们该诅咒的保密制度！她信上还继续写着：‘不过，肿瘤标本寄给我们的时候没有注明病人的姓名。因此，我们不能给您开出正式的证明，标本的解剖玻片我们也不能寄给您。”’科斯托格洛托夫十分气愤。这种表情在他脸上反映得比什么都快。“这算什么了不起的国家机密！真是些白痴！唯恐那边的什么研究室知道某某营里关着一名囚犯科斯托格洛托夫。仿佛是法王路易的兄弟似的！至今，我的切片还作为无名氏的标本放在那里，而您却为治我的病不得不绞尽脑汁。保密倒算是做到了！”
东佐娃望着他，目光坚定而明确。她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
“那么，这封信我也应当放在病历里。”
“好。我一回到那个庄子，马上就给您寄来。”
“不，要快一点。您的那位妇科大夫能不能帮您找到，能不能寄来？”
“找倒是能够找到……不过我自己什么时候回去呢？”科斯托格洛托夫皱着眉头望着她。
“在我认为您的治疗需要告一段落时，您可以回去，”东佐娃一字一顿而又意味深长地说。“但那也只是暂时的。”
在交谈中科斯托格洛托夫所等待的就是这一瞬间！可不能不战而轻易放过！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们最好达成协议，不要用大人跟小孩谈话的这种调子，可不可改用大人跟大人谈话的那种调子？很认真地谈谈。今天巡诊时我对您……”
“今天巡诊时您在我面前，”东佐娃的大股顿时一沉。“作了一次丢脸的表演。您想干什么？想把病人的思想搞乱吗？您在往他们的头脑里灌输什么？”
“那会儿我想干什么？”他说时并不发火，同样很有份量，并且理直气壮地坐在椅子上，脊背紧靠着椅背。“我只是想提醒您，我有权支配自己的生命。人可以支配自己的生命，不对吗？您是否承认我有这样的权利？”
东位娃望着他脸上那道没有血色的弯曲疤痕，默然不语。科斯托格洛托夫继续发挥：
“您一开始就基于错误的论点：既然病人进了你们的医院，下一步就是你们代他考虑。由你们的指示，由你们的碰头会、方针、计划以及你们医院的名誉代他作主。就这样，我又是一粒砂子，同在营里一样，我又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做手术之前，医院总是先取得病人的书面同意，”东佐娃提醒他。
（她提到手术是什么用意？…如果要给他动手术，那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
“谢谢！为此而感谢，尽管医院这样做是为了自身的保险。可是除了动手术，要知道，你们是什么也不征求病人的意见的，什么也不向他解释！就说爱充斯光这一点吧，那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关于爱克斯光，您是从哪儿听来的谣言？”东佐娃在寻思。“是不是从拉比诺维奇那里听来的？”
“我不认识什么拉比诺维奇！”科斯托格洛托夫自信地摇了摇头。“我谈的是原则。”
“一点不错，他正是从拉比诺维奇那里听来这些关于爱克斯光后遗症的可怕故事，但答应过决不出卖他。拉比诺维奇曾经是个门诊病人，已经照过200多次爱克斯光，吃了不少苦头。他觉得，每照10来次，自己不是愈来愈接近康复，而是愈来愈接近死亡。在他住的那个地方，同一套住宅、同一栋楼房、同一座城市的人，谁也不理解他的心情：那些健康的人们总是从早到晚奔波忙碌，想一些如意和不如意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这些事情都非常重要。就连自己的家属也已经对他感到厌烦了。只是在这儿，在癌症楼的台阶上，病友们会对他表示同情，一连几个小时听他唠叨。他们能够理解，当“推引”的活动三角出现僵化，照光的所有部位辐射瘤痕增厚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
您听听，他居然谈起原则来了！…难道东佐娃和她手下的主治医生所缺少的就是整天跟病人讨论治疗原则！那什么时候才能着手治病呢！
“不过，像此人这样固执地好刨根问底，或者像拉比诺维奇那样老是缠着她了解病情进程，大概50个病人中间才有1个，有时免不了要耐着性子跟他们解释。从医学上来看，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病例也是很特殊的：奇就奇在她接手之前有人对他采取了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好像以密谋暗算的手段把他推到了死亡的边缘；奇又奇在他接受爱克斯光照射之后以惊人的速度陡然好转，恢复了生气。
“科斯托格洛托夫！12次爱克斯光照射使您起死回生，可您怎么竟敢对放射治疗本身倒打一耙？您抱怨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没有给您治病，置您的生死于不顾；而在这里您又抱怨给您治疗和关心太多。这是什么逻辑？”
“看起来是不合乎逻辑，”科斯托格洛托夫把一头蓬乱的黑发一甩。“但也许本来就不必有什么逻辑，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您说是不是？要知道，人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为什么非要用逻辑学去加以解释呢？或者用经济学去解释？再不就用生理学？不错，我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等于一具尸体，躺在楼梯下面的地板上，要求你们收下，于是乎你们也就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认为我到你们这里来是不惜任何代价只求活命。可我，并不愿不惜任何代价！！世上没有任何东西会使我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去换取！”他愈说愈快了，尽管不喜欢这样，但是东佐娃好像要打断他的话，可他还有好多话要说。“我来到你们这里，是为了减轻痛苦！我一遍一遍地说：我疼得厉害，帮帮忙吧！你们的确帮了忙2瞧，现在我不疼了。谢谢！谢谢！我欠你们的情，我感你们的思。不过现在，请放我走吧！让我像一条狗那样回到自己的窝，在那里躺一躺，舔舔身上的毛。”
“等您又疼得受不了的时候，您再爬回来找我们是吗？”
“也许。也许我还会爬回来。”
“我们又必须把您收下是吗？”
“是的！！仅就这一方面来说，我也看到了你们的善心！而您有什么可担心的？担心治愈率？担心不好交差？既然医学科学院认为不应少于批次，而你们只做了15次就放我走——这您担心没法交代？”
她还从未听到过这样的胡说八道。如果是从交差的角度考虑，那么现在以“明显好转”为理由让他出院恰恰最为有利，而照射50次之后反而不能这样做。
可他仍然固执己见：
“你们打退了我的肿瘤，这就够了。你们把肿瘤抑制住了。现在它处于守势。我也有了防御能力。这就好得很。士兵在防守中日子最好过。而你们反正做不到“彻底根治”，因为治癌是没有底的。况且，自然界的一切过程都以渐趋饱和为特点，过了头就会事倍功半。起初我的肿瘤被破坏得很快，现在这个过程就会缓慢下来，所以，趁我还有自己的一点血液，还是请你们放我走吧。”
“真有意思，这些知识您是从哪儿得来的？’冻佐娃眯缝起眼睛。
“您也许不知道，我从小就喜欢读医学方面的书籍。”
“但是我们的治疗究竟有什么使您担心的？”
“有什么使我担心的——我不知道，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不是医生。这也许您知道，只是不想跟我说罢了。就举这个例子吧：蔽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要给我注射葡萄糖……”
“这是必不可少的。”
“可是我不要。”
“为什么呢？”
“首先，这是不自然的。如果我非常需要葡萄糖，那就让我口服好了！20世纪人们可真独出心裁：每一种药何必都打针呢？自然界能见到这种现象吗？动物是这样的吗？再过100年，后人将把我们当作野蛮人嘲笑。再说，针又是怎么打的？有的护士一下子就能扎准，可有的护士简直会把整个……肘弯儿都给戳遍。我不愿意！另外，我已经观察到了，你们正在设法给我输血……”
“您应该高兴才是！有人把自己的血献给您！这是恢复健康的保证，这是生命啊！”
“可是我不要！我曾亲眼看到过给一个车臣人输血，后来他在床上折腾了3个小时，据说跟他的血“不完全相容”。而有的人输血没输进静脉里，结果胳膊上凸起了肿包。现在还在热敷，整整有一个月。我可不愿意。”
“可是不输血就不能较多地进行放射治疗。”
“那就别进行了！！为什么你们总是认为自己有权利代替别人做出决定？要知道，这可是一种可怕的权利啊，很少导致好的结果。你们真的要当心！即使是医生也没有这个权利。”
“正是医生有这个权利！首先是医生有！”东佐娃深信不疑地大声说道，她很生气。“要是没有这个权利，那就没有任何医学可言！”
“可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瞧，不久您就会写出一篇关于射线病的报告来，是这样吧？”
“您怎么知道？”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十分惊讶。
“这是不难设想的……”
（桌子上随便放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边尽是打字稿。从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方向看去，文件夹上的题目是倒着写的，但在谈话过程中他已经看明白了，并且仔细想过了。）
“……这是很容易猜到的。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词儿，那就是说，得写出研究报告来。其实，您20年前就给某个这样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照射过，那人曾竭力拒绝，害怕这种治疗，而您一再让他相信，一切都很正常，因为当时您还不知道有射线病。我现在也是这样：我还不知道我该怕什么，不过，您还是放我走吧！我想凭自己的体力恢复健康。说不定那会对我更好些，您说呢？”
医生有一条常识：对病人不应当吓唬，而应当鼓励。但是，遇到像科斯托格洛托夫这样纠缠不休的病人，则恰恰相反，应当让他大吃一惊。
“更好些？决不可能！我敢肯定地这样对您说，”她用四个指头往桌子上一拍，像用蝇拍拍苍蝇似的，“决不可能！您，”她又斟酌了一下打击的份量．“必死无疑！”
她望着他，准备看他怎样发抖。但他只是缄默不语。
“您的命运将跟阿佐夫金一样。您看到过是怎么样吧？要知道，您跟他得的是同一种病，耽误的程度也几乎一样。艾哈迈占能被我们救过来，因为他手术之后马上就接受了照射治疗。而您失去了两年时间，这一点您要考虑！本来应当紧接着动第二次手术，切除邻近最容易波及的一个淋巴结，可是没有给您切除，请您注意。于是就发生了转移！您的肿瘤是癌症中最危险的一种！它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是迅速扩散和严重恶性的，就是说它能非常快地转移。根据最近的统计，这种病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您满意了吧？好，我可以让您瞧瞧……”
她从一堆文件夹中抽出了一本，开始在里边翻查。
科斯托格洛托夫默不作声。后来他开口了，但声音很轻，一点也不像刚才那么自信：
“坦白地说，我对生活并不十分留恋。不仅在我的前头木会有什么生活，就是过去也没有生活。要是现在还有希望活上半年，那就先过上半年再说。至于十年二十年计划，我并不想制订。多治疗等于多受罪。将会出现放射性恶心、呕吐——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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