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他们把被枪毙的人扔给我们，让大伙儿放老实点儿。”
我们谈啊谈的，整整谈了一夜。我们国家有些妇女十分克己，讲求实际。她就是她们中的一员。每一个在她们生活中出现过的男人都可以和她们生个儿子。她们家里收养别人遗弃的孤儿，收留穷得叮当响的亲戚，收留任何一个需要母亲、姐妹或婶母的人。她们是很多陌生人生活的中心支柱。这些妇女养儿育女，长大了就让他们远走高飞。看到自己的男人离家外出，她们也毫无怨言，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急事要干。我在普通餐馆里看到过这种妇女，在海梅舅舅的医院里看到过这种妇女。我看到过她们到教区办公室查问失踪者，到停尸所寻找死去的人。我觉得，我面前的这位妇女和她们是一样的。我对她说，她帮我的忙担了很大风险。她只是笑了笑。这当儿，我恍然大悟，加西亚上校之流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因为他们没能摧垮这些妇女的精神。
早上，她陪我来到一个用马车送货的老乡家里，求他送我回家。这就是我回家的前后经过。一路上，我看到同一个城市里存在着天壤之别。茅屋外面围着围墙，让人觉得茅屋似乎并不存在。市中心尽是灰溜溜的砖瓦房。而阿尔托区里有英国花园、公园和带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金黄头发的孩子们骑在自行车上四处游逛。看上去，就连狗也很幸福。一切都井然有序，干干净净，悄然无声。这就是那些记性不大、忘性不小的人所谓的“太平盛世”吧。阿尔托区仿佛是另一个国家。
外祖父听我讲完，十分伤心。那个他一直以为是美好的世界訇然坍塌了。
“既然咱们要留下来等米格尔，那就把房子收拾一下吧。”外祖父最后说。
于是，我们动手收拾房子。一开头，我们老是躲在书房里忐忑不安地过日子，心里总想他们还会来把我带到加西亚那儿去。后来，我们想，正如尼古拉斯舅舅说的那样，最糟糕的莫过于对恐惧心理心怀恐惧。我们应该把房子全都使用起来，开始过正常的生活。外祖父请来一家专业公司，用磨光机从天花板到地下室把房子打磨了一遍，擦干净玻璃窗，粉刷墙壁，进行消毒，直到可以住进入去。六七个花匠加一台拖拉机，把杂草全部清除干净。他们从外面弄来一块像挂毯似的卷起来的草坪。那是美国佬发明的怪玩意儿。不到一个礼拜，连白桦树都长起来了。喜欢唱歌的喷泉又在喷珠吐玉。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塑像再度各展英姿。它们身上的鸽子屎被清除干净，被遗忘的痕迹一扫而光。自从外祖母预感到死神将至，打开笼门以后，鸟笼一直空着。我和外祖父一起去买鸟。就像在“幽灵时代”那样，我在大花瓶里插上鲜花，在桌上的盘子里放上水果。空气里弥漫着花果的芬芳。然后，外祖父和我手牵着手在宅院里转了一圈，每到一处地方都停下来，追忆昔日的情景，问候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过去的鬼魂。虽然历尽沧桑，他们依旧各据其位。
外祖父出了个主意，建议我们把这段历史写下来。
“孩子，赶哪天你要离开这儿的时候，可以连根一起带走啦。”他说。
于是，我们从那些被人遗忘的隐蔽的角落里找出了旧相册。现在，在外祖母的桌子上摆着一大堆照片。有站在一架退色的秋千旁边的俏姑娘罗莎的照片；有我妈妈和佩德罗·加西亚第三四岁时在三星庄园里用玉米粒喂鸡的照片；有外祖父年轻时的照片，那时候他身高一米八，可见菲鲁拉的诅咒应验了，外祖父的身体随着灵魂的萎缩而萎缩，这照片就是铁证；有海梅和尼古拉斯舅舅的照片，他们俩一个是神情郁闷，面色阴沉，人高马大，但是性格脆弱；另一个瘦小干枯，风流潇洒，满面春风，性格易变；还有老奶奶的照片，瓦列家太公、太婆死于车祸前的照片。唯独没有让·德·萨蒂尼的照片。此人没有留下任何科学佐证，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存在。
在外祖父的帮助下，我动手写作。他的记忆力直到九十高龄的最后一刻仍然和年轻时候一样强健。他亲自动手写了几页。当他认为话已经全部说完了，就躺在克拉腊的床上。我坐在他的身边，和他一起等待着。很快，死神就悄悄降临了，在外祖父的梦中降临了。大约他梦见妻子抚摸他的手，亲吻他的前额。近几天里，她一刻也没有离开外祖父。在宅院里外祖父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外祖父在书房里看书，她在一边冷眼旁观。入夜，她和外祖父同床共枕，把覆着鬈发的美丽的头部靠在他的肩上。一开始，她只是个神秘的光环。随着外祖父渐渐失去折磨了他一生的火暴脾气，她才现出了青春时期的绰约风姿，笑一笑露出满口牙齿，凌空飞舞，惹起幽灵们的骚动。她还帮助我们写作。多亏有了她，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才得以幸福地死去，嘴里不住地念叨着她的名字：克拉腊，明姑娘，眼明心亮的姑娘。
在集中营那个“狗窝”里，我一边写，一边想早晚有一天加西亚上校会一败涂地，我可以对一切罪有应得的人施加报复。然而，现在我怀疑这种仇恨是否值得。自从我回到家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仇恨似乎已涣然冰释，失去了清晰的轮廓。我在想，一切发生的事情均非偶然，全都符合生我之前已经画好的命运图。埃斯特万·加西亚不过是这幅图画的一部分。勾勒加西亚的线条是粗糙的、歪斜的，但没有一笔是自费的。那一天，外祖父把加西亚的祖母掀翻在河边的灌木丛中，这就为以后必然发生的事件的链条增加了一个环扣。后来，被强奸的女人的孙子对强奸者的外孙女儿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也许四十年后我的孙子又会把他的孙女儿按倒在河边的灌木丛里。如此下去，就会在今后几百年间不断重演这个痛苦、流血和爱情的故事。在集中营里，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我似乎在摆弄一副七巧板，每一块薄片都有其准确的位置。在把薄片放好以前，似乎都是不可理解的。但是，我相信，只要摆妥了，每一块薄片都有用处，而结果势必是和谐的。每块薄片都有存在的理由，包括加西亚上校在内。有时候，我觉得，那些事仿佛我亲身经历过，那些话都是我写下来的。但我知道，在笔记本上记载下这些事的不是我，而是另一个女人，我只是利用这些笔记而已。我写道——她也写道——记忆力是单薄的，而生命又极其短暂，一切来得那么匆促，我们来不及看一看事件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不可能测度一下行动的后果。我们相信时间的虚构，相信现在、过去和将来。然而也可能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同时发生的。默拉三姐妹就是这么说的，她们能在同一空间看到各个时代的幽灵。因此，外祖母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些事件，既为了估量其实际价值，也为了嘲弄健忘者。现在，我在寻找仇恨情绪，但再也找不到了。我明白了加西亚上校等人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了解了外祖父的为人，通过阅读克拉腊的笔记、三星庄园的账册以及其他摆在我眼前桌上的文件，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的仇恨也随之烟消云散了。对所有罪有应得的人施加报复，这实在太难了。报复只能延续这个难以挽回的循环过程。但愿我的任务是生活，我的使命不是延长仇恨。我要等待米格尔归来，我要埋葬在这个房间里躺在我旁边的外祖父，我要孕育腹中的胎儿（ 她是那么多对我施加强暴的人的女儿，也许是米格尔的女儿，但主要是我的女儿） ，等待美好的时光的到来。与此同时，我要写完这些纸张。
外祖母写了五十年，在笔记本上记录下生活的历程。在那场恶火中，我们家族多少文书都被焚毁了。唯有这些笔记本，由于一些幽灵的暗中协助，才奇迹般地免遭火焚。如今我拿到了这些笔记本。它们就在我脚下，用彩带扎住。正像克拉腊离去前整理的那样，按事件，而不是按时间顺序分开置放。克拉腊写下这些笔记，使我今天能从中挖出对往昔的回忆，而且借此回想起我个人的劫后余生。第一本是二十页厚的小学生练习本，字体清秀、稚嫩。开头的一句是：“巴拉巴斯从海路来到家里……”
妙在有意无意之间
（译后记）
刘习良
今年7月26日，接到译林出版社施梓云先生的来信，得知译林出版社买下了伊莎贝尔·阿连德的成名作《幽灵之家》的中译本版权，并且希望使用笋季英和笔者的译文正式出版。7月的北京，闷热异常。得到这个消息，不啻饮下一杯沁人心脾的冰水。在我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终于有一家著名的专业出版社关注到这位在欧美早已闻名遐迩的智利女作家，并且按照国际惯例购买了版权。
7月底到8月初，阴雨连绵。虽说溽暑难挨，到底还有比较凉爽的时候。我花去四天时间通读了十六年前的译文，改动了一些错误，补译了两处当初故意略译的段落。
读着旧译，不禁浮想联翩，从事西语文学作品翻译和研究的苦乐经历不住地在眼前闪动。
一
1960年11月，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高级翻译班进修了两年半西班牙语后，奉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在当时的对外部西班牙语组专门做笔头翻译。三年困难时期，工作之余有些闲暇时间。那时候，年轻人谁也不愿意荒废大好时光。于是，突发奇想，打算试一试翻译西语文学作品。第一篇译文是智利作家劳塔罗·扬卡斯的短篇小说《朽木》。译完了，将译文偷偷地寄给了《世界文学》杂志社。为什么“偷偷地”寄出去？ 因为当时普遍认为我们这些人翻译对外广播稿件是“正业”；翻译文学作品是“不务正业”。那可是不大不小的罪名！ 幸好《世界文学》没有发表。不然的话，真不知道会引起一场什么样的风波。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更没有人胆敢“不务正业”了。我们又和外界处于隔绝状态。关于西班牙文学，我们能够说得上来的，只有在学校听说过的十九世纪以前的作家，像米格尔·德·塞万提斯、佩雷斯·加尔多斯，还有稍后的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等人。关于拉丁美洲文学，仅仅知道拉美“三大进步诗人”：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古巴的尼古拉斯·纪廉和尼加拉瓜的鲁文·达里奥。至于西班牙和拉美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只好承认是一无所知。
“文革”过后，党中央领导全国各行各业进行拨乱反正，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开始复苏。1979年10月，几十名学习过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外国文学爱好者齐聚南京，一致决定建立全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1982年8 月，在天津举行了研究会的第一届年会。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各级领导的支持下，本人有幸参加了这两次会议。老实说，当时我完全处在一种懵懵懂懂的状态，参加会议，只有听讲的份儿。
在会上，一个又一个新名词撞击我的耳鼓，什么“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等等，听了也不明白。一个又一个作家的名字响彻大会会场，加西亚·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卡洛斯·富恩特斯、阿莱霍·卡彭铁尔、巴尔加斯·略萨等等，对他们的生平和创作，我简直是闻所未闻。其中最令我吃惊的是一位外国文学前辈的发言。他告诉我们，在一次和美国作家的谈话中，他曾经问道：目前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最引人注目？ 对方回答说：拉丁美洲文学！ 听了这番话，我一方面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惭愧，另一方面又为当初学了西班牙语感到庆幸。
回到北京后，浑身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劲头。尽管从1979年10月起我开始转入行政管理岗位，还是尽量利用业余时间翻译拉美文学作品。
面对这么多知名作家，作为试笔，究竟从谁的作品开始呢？ 选择的前提，自然是最著名的作家的主要作品，而且手头上还要有他们的书。那时，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几份拉美国家出版的报纸。报道最多的当属加西亚·马尔克斯。恰好我的书柜里收藏了他的几部作品。
1980年初，动手翻译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三部短篇小说《咱们镇上没有小偷》、《礼拜二午睡时刻》和《纸做的玫瑰花》，合计三万五千字。初次涉足文学翻译，对自己的译文能否变成铅字，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忐忑不安地等了半年，上海《外国文艺》1980年第3 期终于发表了全部译文。四十多岁的人，手捧着新出版的杂志，翻来覆去地阅读，可喜耶，抑或可悲？ 时至今日，我依然对杂志社的编辑怀有感激之情。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可能会就此放弃文学翻译事业。
译文发表后，信心大增。于是，和笋季英合作翻译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中篇小说《恶时辰》和《枯枝败叶》。1982年10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译文全部被收录进去。此外，还翻译了《百年孤独》的片段。
嗣后，一发而不可收拾，陆续翻译了墨西哥作家胡安·何塞·阿莱奥拉和何塞·雷维尔塔斯、智利作家弗朗西斯科·科罗阿内、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等人的短篇小说，而且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回想那段时间，真是犯了“翻译饥渴症”。见着什么，翻译什么，根本无暇研究作者的创作特色和创作道路。对那段“饥不择食”的翻译经历，如今倒也不感到后悔，毕竟练了笔，积累了十分短缺的文学翻译经验和技巧，而且还进一步学习了汉语。
二
翻译危地马拉著名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是我们按照外国文学翻译规律办事的起始，也是一次艰难跋涉的翻译历程。
1980 年4 月下旬，在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的老同学陈光孚建议我和笋季英翻译《玉米人》。6 月上旬，拿到原书，读了几页，竟然不知所云。硬着头皮读下去，书中出现了一些故事情节，能够读懂了。试译了两三面，实感力不胜任。犹豫了半年之久，到10月上旬方才勉强答应下来。不料，这颗“苦果”我们竟啃了四五个春秋。实算一下，至少有两年的业余时间，包括清晨、夜晚、节假日，全部搭了进去。
我们承诺翻译《玉米人》，只是出于难辞朋友的嘱托，并非因为对该书的文学价值及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有什么深刻认识。那时候，我只知道阿斯图里亚斯是危地马拉乃至拉丁美洲的著名进步作家，还知道我的同窗老友黄志良翻译的《总统先生》是一部政治小说，而《玉米人》则是一部社会小说。仅凭这点知识就贸然答应下来，真可谓“无知者无畏”了。
待到开始翻译的时候，才感到困难重重。坐定了冷静地思考一下，发现造成难题的原因有四个。
首先是不熟悉作品中描写的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的生活状况和生活细节。其次是不了解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和写作技巧。第三是对阿斯图里亚斯的创作道路，特别是《玉米人》的创作意图，缺乏基本知识。最后是我们的汉语修养远远不足以传递这位具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的丰富多彩的语言。
知难而退，中途撂笔，还是好好补课，坚持到底？ 在友人的鼓励下，我们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也可以说在无意中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