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会染上一层不幸的色彩，特别是那些不幸爱上他们的女人。米格尔的思想立场，他也不喜欢。他认为，像米格尔这样的左派极端分子只会比右派极端分子给总统带来更大的祸害。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情米格尔。米格尔的信念的力量，不加矫饰的柔情，为了理想而慷慨献出生命的精神，都使海梅折服。海梅赞同米格尔的理想。不过，他没有勇气使这种理想彻底实现。
那天夜里，海梅躺在睡袋里心绪不宁，十分难过。听见近处外甥女的呼吸声，心里很不舒服。醒来的时候，阿尔芭已经起床，正在热咖啡，准备早点。凉风吹过，太阳的光辉把山顶染成一片金黄。阿尔芭伸出双臂，抱住舅舅的脖子，亲吻了他一下。海梅两手插在口袋儿里，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他心乱如麻。
三星庄园是南方土改运动中最后几个被没收的庄园之一。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和劳作的农民们组织起合作社，成为土地的主人。一连三年零五个月，他们没见到东家，忘记了他那副凶暴的脾气。事情发展得很快，在学校的集会上雇工们言辞激烈，把管家吓坏了。他连忙收拾好行装，没向任何人告别就溜之大吉了。他也没把这件事通知给特鲁埃瓦参议员。他不想看见东家发脾气。再说，他提醒过好几次，也算守职尽责了。他这一走，三星庄园就没人管了。没人派活儿，也没人干活儿。农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自由的滋味，第一次尝到自己当家做主的滋味。他们平均分配了土地，爱种什么就种什么。后来，政府派来了一名农业技术员。技术员借给农民种子，帮助他们了解市场的需求，农产品在运输上的困难以及肥料和杀虫剂的用途。农民不大理会技术员。他那副样子好像城里的“秧子”，很明显，从来没掌过犁杖。不过，他们还是欢迎技术员的到来。为欢迎他，打开了老东家的神圣的酒窖，偷出陈年老酒，宰杀种牛，吃洋葱、芫荽炒腰子。技术员走了以后，他们又开始吃进口的母牛和下蛋的母鸡。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接到通知说，政府将用三十年还本付息的公债抵偿他的庄园，价格按他申报纳税的金额计算。他这才知道土地不再属于他了。这下子，他失去了自制。从武器库里抄起一支他不会摆弄的自动步枪，命令司机开车一直把他送到三星庄园。临走前，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连保镖也没通知。路上走了几个小时，他简直气疯了，根本没想好究竟该怎么办。
到了庄园，大门上插着一根粗大的门栓，挡住去路，他们只好来个急刹车。一个农民手持梭镖和一支没有子弹的猎枪，在门口站岗。特鲁埃瓦下了车。一看东家来了，那个可怜的“卫兵”疯了似的摇动起学校的铜铃。铃是别人放在他身边，专门用来报警的。紧接着，他趴在地上。一阵弹雨从他头上扫过，子弹打进附近的树上。特鲁埃瓦脚步未停，没顾得上看看站岗的人死了没有。他也没朝四下打量一下，便蹿上庄园的土路，以他的年龄来说，那股灵巧劲儿真是出人意料。正往前走，没提防后脑勺上挨了一棒子。还没来得及想想发生了什么事，就被人打倒在地上。醒来的时候，他躺在东家住宅的饭厅的桌子上，两手被人绑住，脑袋底下塞了个枕头。一个女人正往他前额上敷湿布，几乎全体雇工都站在周围，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
“觉得怎么样，同志？ ”大家问道。
“婊子养的！ 我谁的同志也不是！ ”老头子大声吼叫着，竭力想站起来。
他挣扎、喊叫。大家给他松了绑，扶着他站起来。特鲁埃瓦想冲出去，一看窗子外面钉着木板，门也上了锁。雇工们想告诉他，世道变了，他不再是主人了。特鲁埃瓦根本不想听。他口吐白沫，心脏跳得几乎要炸裂开来。疯子似的破口大骂，威胁说要惩罚他们，要报仇雪恨。农民听了，一阵哈哈大笑。闹到最后，雇工们厌烦了，把他一个人关在饭厅里。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花了那么大的力气，累得筋疲力尽，颓然跌坐在椅子上。过了几个小时，他才知道自己成了人质，农民们想给他拍个片子，送到电视台去。两名保镖和几个加入了特鲁埃瓦那个党的狂热的年轻人得到司机通知，急忙赶到三星庄园。手拿着棍棒、指节铜环、镣铐，打算营救特鲁埃瓦。到那儿一看，大门口加了双岗。站岗的端起特鲁埃瓦参议员送上门来的那支自动步枪。
“谁也甭想把人质同志带走。”农民们说，为了加重口气，朝来人连开数枪。
这当儿，来了一辆电视台的车，打算拍下这个事件。雇工们压根儿没见过电视这个玩意儿，就把电视台的人放进庄园，然后围着被俘的参议员，往摄像机前一站，开怀大笑起来。当天晚上，全国人民在荧光屏上看到了这位反对派的最高代表人物。只见他双手被绑住，气得口吐白沫，满嘴脏话，真得给他来个“言论检查”了。总统看了电视，对这件事颇不以为然。他想，这个事件好比是个雷管，可能会引爆处境不稳的政府脚下的火药库。于是，他派出军事警察去搭救参议员。士兵来到庄园的时候，农民不放他们进去。农民得到新闻界的支持，越发胆大了。他们要看看法院的命令。省法官担心卷入一场麻烦，自己也会在电视上被左派记者大骂一顿，急急忙忙钓鱼去了。军事警察只好守候在三星庄园的大门外边，等着从首都传下命令。
布兰卡和阿尔芭跟大家一样从新闻节目里得知此事。布兰卡一语不发，直等到第二天。她看到连军事警察也救不出老爷子．心想现在到了再去找找佩德罗·加西亚第三的时候了。
“把你那条窝窝囊囊的裤子脱下来，换上件体面的衣服。”她命令阿尔芭说。
她们事先没有申请，径直来到部里。在前厅里，秘书打算挡驾。布兰卡一把推开他，拉着女儿嗵嗵嗵地大步走过前厅。来到佩德罗第三的办公室，没有敲门就闯了进去。她已经两年没看见佩德罗第三了。此次一见，她还以为走错了门，差一点退了出来。在短短的两年里，她一生中的恋人变得又瘦削又苍老，显得十分疲倦，心情沉重。头发还是黑的，只是比过去短了，也更稀疏了。他剪掉了漂亮的大胡子，身穿一件灰色的官服，皱皱巴巴的领带也是灰色的。布兰卡只是从佩德罗第三那双没有变样的黑眼睛的眼神儿里才认出了他。
“耶稣啊！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她唔唔哝哝地说。
然而，在佩德罗第三看来，布兰卡比他记忆中的形象还要美丽，两年没见，她似乎变得更年轻了。这两年当中，他顾不上为自己的抉择感到后悔，也没有注意到自从布兰卡不来了，他对过去使他动情的女孩子也失去了兴趣。另外，他坐在写字台后面，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吉他丢在一边，也远离了人民给予他的灵感，感到幸福的时候的确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思念布兰卡给予他的温柔和稳重的爱。一看见布兰卡铁青着脸走进来，还有阿尔芭陪着，就知道她不是来重叙旧情的，而且猜到准是为特鲁埃瓦参议员的丑闻而来。
“我来求你陪我们走一趟，”布兰卡开门见山地说，“你的女儿和我要去三星庄园，去看看他老人家。”
这下子，阿尔芭才知道了原来她的亲生父亲是佩德罗… 加西亚第三。
“好吧，咱们先去我家，拿上吉他。”佩德罗第三边站起来边说。
他们坐上一辆挂政府牌子、像灵车一样的黑色汽车离开部机关。佩德罗第三回到自己的公寓，布兰卡和阿尔芭在大街上等他。他出来的时候，恢复了一些昔日的风采。脱掉灰制服，换上过去穿的灯笼裤和“篷却”，足蹬草鞋，背着吉他。布兰卡第一次露出笑容。他俯下身子，在她嘴唇上迅速地亲吻了一下。在开头的一百公里路上，大家沉默不语。阿尔芭终于从吃惊状态中清醒过来。她用颤抖的声音低声问，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她佩德罗第三是她的父亲？ 这样可以少做多少噩梦啊！ 她不时梦见一位因患热病葬身沙漠腹地的白衣伯爵。
“有个死去的爸爸比有个不在的爸爸强得多。”布兰卡的话像谜语似的，往下就不再谈这件事了。
傍晚，他们来到三星庄园。在庄园门口，看到一群人围坐在火堆周围亲切交谈，火堆上烤着一只猪。那群人包括军事警察、记者和农民。他们把参议员藏在酒窖里的最后几瓶酒拿出来，准备一次喝光。在火光的映照下，几条狗和几个小孩子边嬉戏边等着玫瑰色的、光亮亮的猪肉烤熟。记者们时常采访佩德罗·加西亚第三，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军事警察从他那副地道的民间歌手的外表上也认出了他。农民们眼瞧着他在这块土地上出生的，所以也认出了他。大家都亲热地对他表示欢迎。
“是哪阵风把您吹来的，同志？ ”农民们问他。
“我来看看老头子。”佩德罗第三笑了笑。
“您可以进去，同志，不过只能您一个人进去。布兰卡太太和阿尔芭姑娘跟我们一块儿喝杯酒吧。”农民们说。
布兰卡和阿尔芭两个人和其他人一起坐在火堆周围。闻到烤肉的香味，她们才想起来从早上起一直还没吃饭呢。在座的雇工，布兰卡都认识，她在三星庄园的小学校里教给他们当中许多人认字。他们一起回忆过去的日子，想起桑切斯兄弟在当地自立法律，想起老佩德罗．力口西亚消灭蚁灾，想起总统曾多次当过候选人，几次停在车站上，从载满失败的列车上向农民们发表演说。
“谁能想到他会当上总统啊！ ．‘一个人说。
“谁会想到能有今天啊，在三星庄园里，东家说话不如俺们！ ”其他人笑着说。
佩德罗·加西亚第三被领到东家家里，直接来到厨房。饭厅里关着老东家，看守饭厅门儿的是年纪最大的雇工。他们有些年没看见佩德罗第三了，可都还记着他。他们围坐在桌子周围喝酒，一起回忆遥远的过去。那时候，佩德罗第三在乡下人的心目中还不是个神话人物，而只是一个爱上东家女儿的不守规矩的小伙子。佩德罗第三拿起吉他，放在腿上，闭上眼睛，用天鹅绒般的歌喉唱起母鸡和狐狸的故事，在座的老人都随着他一起唱起来。
“我这次来，是想把东家带走，同志们。”歌声一停，佩德罗第三轻声地说。
“别做梦啦，孩子。”大家一起回答道。
“军事警察明天就要带着法院的命令来，把他像英雄似的接走。不如我带走他，让他夹着尾巴离开。”佩德罗第三说。
大家讨论了好大一会工夫，最后把佩德罗第三带进饭厅，让他单独和人质待在一起。自从特鲁埃瓦为了保护女儿的贞操砍了佩德罗第三一斧头那个倒霉的日子起，两个人这是第一次面对面地待在一起。在佩德罗第三的记忆中，他是一个怒气冲冲的大高个儿，手里拿着蛇皮鞭和银手杖，雇工从他跟前走过个个都瑟瑟发抖，听到他那闷雷般的怒吼，看到他那副大老爷的不可一世的样子，连大自然也要变颜变色。可是，此刻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弯腰曲背、猥琐不堪的老人，用惊恐的目光望着他。他很奇怪，积聚多年的仇恨一下子化为乌有。特鲁埃瓦参议员火气发光了。两手被捆绑着，在椅子上坐了一夜，直觉得浑身骨头酸疼，千年的劳累压在背上。一开始，他没有认出佩德罗第三，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没再见到佩德罗第三了。当他注意到对方的右手缺了三个手指的时候，立刻想到噩梦做到头了。两个人默默地对视了一会儿，都在想对方是世上一切可恨事物的化身，然而在他们的心中燃不起往日仇恨的火苗。
“我来带你离开这儿。”佩德罗第三说。
“为什么？ ”老头儿问道。
“因为阿尔芭求我带你走。”佩德罗第三回答说。
“见鬼去吧！ ”特鲁埃瓦不大相信，咕咕哝哝地说。
“是啊，咱们早晚都得见鬼去。请跟我来。”
佩德罗第三动手解开绳索。那是雇工们给老头儿绑在手腕上的，免得他去砸门。特鲁埃瓦把眼睛扭过一旁，不想看对方伤残的右手。
“带我离开这儿，别让别人瞧见。我不想让记者知道。”特鲁埃瓦参议员说。
“您从哪儿进来的，我还带您从哪儿出去，从正门走。”佩德罗第三说。说罢，朝外面走去。
特鲁埃瓦耷拉着脑袋跟在后面。两眼布满红丝，从他能记事起，这是第一次感到自己被击败了。他们走过厨房，老头儿一直没有抬头。穿过房间，从东家的住宅走到大门口。一群吵吵嚷嚷的孩子簇拥在他们周围，后面是一伙儿不言不语的农民。布兰卡和阿尔芭坐在记者和士兵中间，用手抓起烤肉往嘴里送，就着酒瓶口儿大口大口地喝红葡萄酒。酒瓶在大家手中传递。阿尔芭一看到外祖父，立刻激动起来。自从克拉腊去世以后，她还从来没看见过外祖父如此颓丧。她连忙咽下嘴里的东西，跑过去迎接外祖父。祖孙俩紧紧拥抱在一起，阿尔芭趴在外祖父耳朵上悄悄地说了几句话。这时候，特鲁埃瓦参议员才又神气起来。他昂起头，对着照相机的闪光灯像过去一样露出傲慢的笑容。记者拍摄下他登上一辆带官方牌照的黑汽车的场面。一连几个星期，舆论界都在琢磨：他干吗要出这份洋相呢？ 后来，出现了严重得多的事件，这件事才从人们的记忆中被抹掉。
总统夜间经常失眠。为了消磨时间，常和海梅一起下棋。那天晚上，在两局棋之间，他谈起这件事。一边谈，一边透过带黑框架的厚厚的镜片用狡猾的眼光偷偷打量着对方。他发现海梅有些不自在。海梅一言不发，还是不停地在棋盘上摆棋子。
“老特鲁埃瓦的确有两下子，”总统说，“应该把他争取过来。”
“该您走了，总统。”海梅指着棋盘说。
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形势大大恶化，全国似乎处于战争状态。人们的情绪非常激动，尤其是反对派的妇女们。她们敲着锅上街游行，抗议买不到东西。居民中一半人要推翻政府，另一半人要保护政府，谁也顾不上干活儿。一天晚上，阿尔芭看到中心大街黑魃魃的，空无一人，不由得大吃一惊。整整一个星期没人收垃圾，野狗在堆积如山的垃圾里刨东西吃。电线杆上糊满印刷的传单，冬雨把传单上的字迹冲刷得模糊不清。所能利用的空间都刷上了两派提出的口号。有一半街灯被石头砸坏了，楼房没有一个窗口有灯光。只有用报纸、木板点燃的火堆放射出微弱的光芒。那是在部机关、银行、办公楼前站岗的人取暖用的。他们轮流值班，防止极右团伙乘夜色袭击公共场所。阿尔芭看见一辆厢式货车停在一幢公用建筑前。从车上下来几个戴白头盔的年轻人。他们手拿油漆桶和油漆刷。用浅颜色在墙上打好底子，然后画上几只彩色的大鸽子、蝴蝶、红艳艳的花朵、诗人的诗句和号召人民团结起来的口号。他们是青年纵队队员。他们认为用表现爱国主义的壁画和鸽子宣传画可以挽救革命。阿尔芭凑上去，向他们指了指大街对面的一幅壁画。壁画上涂了红油漆，是用大个字母写的一个字：Djakarta。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同志？”她问。
“不知道。”大家回答说。
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反对派要在墙上写下这个亚洲词儿。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在那个遥远城市的大街上尸积如山。阿尔芭跨上自行车，朝家里骑去。自从汽油定量供应，公共汽车工人罢工以后，她从地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