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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同志不在家。”他没有请布兰卡进去。
这时候，布兰卡才明白过来，她失去了佩德罗第三。未来生活的情景一下子闪现出来。她看到自己待在一片辽阔的沙漠上，干些毫无意义的营生，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再也见不到那个一生中爱着她的唯一的男人。从她童年时代那些记不清的日子起，她一直睡在他的怀抱里，如今再也不能和他在一起了。她坐在楼梯上，放声大哭。留小胡子的男人悄悄地关上了门。
事情发生后，她没对任何人讲。阿尔芭向她问起佩德罗第三，她闪烁其词地回答说，他在政府里担任了新职务，工作很忙。她仍然给没事干的小姐们和智障孩子们讲课，另外还在贫民区教人制作陶器。那儿的妇女们组织起来，要学点新手艺。同时，破天荒地第一次参与国家的政治、社会活动。组织起来很有必要，因为“通往社会主义之路”迅速变成了战场。一方面，老百姓在庆祝胜利，蓄起长发和胡须，见面互称“同志”，抢救被遗忘的民歌和民间手工艺，召开没完没了的毫无用处的劳动者集会，会上七嘴八舌，永远也达不成一致意见，只是表明新政权在活动而已。另一方面，右派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行动，要把经济搞得一团糟，使政府威信扫地。他们手里把持着最强大的传播工具，掌握着几乎无限的经济手段，美国人暗地里出钱，帮他们实行破坏计划。没过几个月，后果就看出来了。老百姓第一次有了点富裕钱，可以满足一下基本需要，购买些一直盼着买到的东西。可是，他们什么也买不到，商店里空空如也。供应开始中断，老百姓做起一场噩梦。天刚一亮，妇女们就纷纷起床，在能买到一只干巴鸡、几块尿布或卫生纸的地方排起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队。鞋油、钢针、咖啡成了奢侈品，逢上过生日，用彩纸包好，作为礼品互相馈赠。物资匮乏把老百姓弄得六神无主。互相矛盾的谣言像浪潮似的一再冲击全国。忽而说这样东西快没了，忽而说那样东西快没了，大家只好不加节制地有什么买什么，以防万一。一见“长龙”，立刻排进去，也不知道在卖什么东西，无非担心丢掉买东西的机会，需不需要倒在其次。社会上出现了专吃排队饭的人，他们为别人占住位子，收取合理的费用；卖假货的人趁机浑水摸鱼，坑害顾客；还有人向夜间排队的人出租毛毯；黑市活动猖獗。警察试图禁止，但黑市活动像瘟疫一样无孔不入。尽管警察搜查车辆，拘留背包裹的可疑的人，但仍禁而不止。就连孩子们也在学校里买卖东西。为了急于存些东西，出现了许多混乱现象。从来不抽烟的人愿出高价买下一盒香烟。没有孩子的人争先恐后地抢购奶瓶。炊具、机器、汽车的零配件买不到了。汽油定量供应，汽车排起长队，一排就是两天零一夜，在太阳的烤炙下像条不动的巨蟒把城市团团围住。公务员没有那么多时间排队，只好步行或骑自行车。满街上都是气喘吁吁的骑自行车的人，好像荷兰人在说胡话。就在这种情况下，卡车司机宣布罢工。到了第二个星期，事情变得明显了，罢工根本不是什么劳资纠纷，而是政治事件，司机根本不想复工。军队打算替他们开车，因为蔬菜正烂在地里，而市场上又没有东西供给家庭主妇们。但是，他们发现司机把发动机拆走了，几千辆卡车像兽骨化石一样停在公路上一动也不能动。总统在电视上要求大家要有耐心。他提醒全国人民说，帝国主义收买了卡车司机，他们要无限期地罢工下去。大家最好在自家的庭院里、阳台上种些蔬菜，至少可以等到找着解决问题的办法。老百姓惯于过穷日子，只有在国庆日和圣诞节才能吃到鸡，因此没有失去起初那种昂奋情绪，相反还组织起来，准备打一仗，决心不让胜利因为经济破坏而沾上苦涩的味道。他们继续用欢乐的精神庆祝胜利。在大街上高唱“团结起来，无往不胜”。只是歌声越来越不协调，因为分裂和仇恨正在无可挽回地扩散开来。
特鲁埃瓦参议员和所有人一样，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对已经开始的这场斗争，他热情很高，又恢复了当年那股劲头儿，浑身老骨头也痛得不那么厉害了。干起事来，不逊当年。他多次出国，搞阴谋活动。在国内，坐飞机、汽车、火车（ 搭乘头等车厢的特权已经取消） 从北到南，不知疲倦地跑遍全国各省。每到一市、一镇、一村，同党们总要设宴款待，他硬着头皮吃下多得吓人的晚餐，强装着似乎胃口好得和囚犯一样，其实他那副老年人的肠胃已经经不起这么折腾了。他成天参加秘密集会。起初，由于多年来实行民主制度，还不大能和政府耍阴谋。可是，很快他就放弃了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整垮政府的念头。他承认，能够战胜政府的唯一办法是使用违禁的手段。事实确实如此。他第一个大胆地公开说出，为了阻止马克思主义向前推进，能奏效的只有发动军事政变。因为人民不会因为没有鸡吃就抛弃他们半个世纪以来日夜思念的政权。
“别那么婆婆妈妈的啦，拿起武器吧！ ”听到别人谈起搞经济破坏，他这样说。
这些想法他四处宣扬，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他觉得这还不够，隔三差五地还向军事学校的士官生扔老玉米粒，大声说他们全是母鸡。这些做法有些过火，他就找了两个保镖。可有时候，他忘记了保镖是他自己花钱雇来的。一觉出背后有人，就火冒三丈，把保镖臭骂一顿，还用手杖威胁他们。闹到最后，心跳过速，几乎喘不上气来。他心里明白，假如有人打算暗杀他，这两个蠢汉子是救不了他的老命的。不过，他认为，有他们在，至少能吓唬住那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小流氓。他还特别着意看护自己的外孙女儿。他想，阿尔芭周围全是共产党。由于他们是祖孙关系，别人随时会对阿尔芭采取无礼行动。可是，阿尔芭根本不听他那一套。她说：“花钱买打手，这本身就是不打自招。我没什么可怕的。”特鲁埃瓦不敢固执己见，因为他和全家所有的成员都吵翻了，实在太烦人了。再说，只有外孙女儿还和他感情相投，还能博他一笑。
与此同时，布兰卡通过黑市以及她和工人区（ 她常去那儿教妇女们制作陶器）的各种联系，建立起一条供应线。为了买到一口袋白糖或是一箱肥皂，吃尽了干辛万苦。她把各式各样的东西存放在家中的一间空屋子里。说实在的，有些东西毫无用处，比如她从中国人手里买下了两桶酱油。她学得越来越狡猾，谁也没想到她会这么干。她在窗户上钉上木板，门上加了把锁，钥匙系在裤带上，连洗澡也不摘下。她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海梅和她的亲生女儿。这种态度的确也不无道理。阿尔芭说：“妈妈，你真像个看监狱的。”她对妈妈这种为了将来不惜现在吃苦的做法大为吃惊。阿尔芭主张没有肉就吃土豆；没有鞋就穿草鞋。布兰卡听到女儿这番简单化的意见也大吃一惊。她主张，生活水平不能降低，因此必须花时间变着法儿地倒腾东西。实际上，自从克拉腊去世以来，一家人从来没像现在生活得这么好过。家里第一次有人操持家务，准备好下锅的东西。从三星庄园定期运来成箱的食品，布兰卡把食品收藏起来。第一次食品几乎全都腐烂了，臭味从关得严严实实的屋子里散发出来，溢满整个宅院，把全区弄得臭气烘烘的。海梅建议姐姐把容易腐烂的东西捐献出去，要么卖出去，要么拿去换别的东西。布兰卡不同意别人分享她的宝贝。阿尔芭这才明白，全家人当中本来只有妈妈好像是个健全的人，可她也有她的怪癖。阿尔芭在储藏室的墙上打了个洞。布兰卡一边往里存放东西，她一边往外倒腾。她干得十分谨慎小心，让妈妈觉察不出来。她一碗一碗地往外偷糖、大米、面粉，把奶酪弄碎，把干果撒在地上，摆放得就像老鼠偷吃东西一样。过了四个月，布兰卡才起了疑心。她把仓库里的东西登记造册，给家里人拿一次东西就画一个叉儿。她相信，这样做一定能找出小偷。阿尔芭趁妈妈稍不留心就在登记单上画几个叉儿。弄到最后，连布兰卡也糊涂了，搞不清楚是不是统计错了，怎么家里人吃的东西会超过她估计的三倍，要么是在这座阴森森的大宅院里还有游魂在到处游荡。
阿尔芭把偷出来的东西交给米格尔。米格尔把东西连同号召以武装斗争推翻寡头集团的革命小册子在居民区和工厂里分发给大家。但是，谁也不答理他。他们相信，他们通过合法的民主途径掌握了政权，谁也不可能夺走政权，至少可以维持到下届总统选举。
“全是些笨蛋，他们根本不知道右派正在武装起来！ ”米格尔对阿尔芭说。
阿尔芭相信米格尔的话。她看见半夜有人在他们家的院子里卸下一些大木箱子，按照特鲁埃瓦的命令，把木箱子藏在另外一间空屋子里。外祖父和妈妈一样也在门上加了锁，钥匙放在收藏克拉腊牙齿的羊皮口袋里，挂在脖子上。阿尔芭把这件事告诉给海梅舅舅。海梅和父亲暂时和好以后，已经搬回家来住。阿尔芭说：“我敢肯定，里面是武器。”海梅不相信。当时他糊里糊涂的，直到被人杀害那天他也没有明白过来。阿尔芭坚持自己的看法，海梅答应吃饭的时候和父亲谈一谈。老爷子回答得很干脆，他也就不再怀疑了。
“在家里，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爱运进多少箱子就运进多少箱子！ 我的事，你们别往里瞎掺和！ ”特鲁埃瓦参议员大声吼叫着，一拳头砸得桌子上的玻璃器皿劈啪乱跳。就这样，干巴巴地打断了这次谈话。
那天晚上，阿尔芭到“书巷”里去找舅舅，建议用偷妈妈食品的办法偷姥爷的武器。两个人一起动手，当天晚上在存放武器的房间隔壁那间屋子的墙上打了个洞。一面用柜子挡住，另一面就用装违禁品的木箱挡住。他们带着锤子、钳子可以从墙洞钻进老爷子锁住的屋子。阿尔芭干这种活儿已经有了经验，她指了指最下面那几只箱子，意思是把它们打开。打开一看，箱子里装的是武器，两个人直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精良的杀人工具。一连几天，他们能偷多少就偷多少，把底层的箱子全掏空了。然后，又装上石头，有人抬箱子也发现不了。他们偷出来的武器有手枪、自动步枪、来复枪和手榴弹。先把武器藏在海梅的“书巷”里，然后阿尔芭用大提琴盒送往可靠的地方。特鲁埃瓦参议员看见外孙女儿拖着沉甸甸的大提琴盒出门，万万没有想到用呢绒衬里儿的盒子里装的竟是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运过国界、藏匿在家里的武器。阿尔芭本想把偷来的武器交给米格尔。可是，海梅舅舅说，米格尔和她外祖父一样也是恐怖分子，顶好把武器收藏好，不让任何人受害。他们商量了几个办法，比如，把武器扔到大河里去或者架个火堆把武器烧掉。最后，他们决定，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把武器装进塑料袋里，埋在某个秘密可靠的地方，也许将来可以用来为正义事业服务。海梅和阿尔芭筹划到山区去远足。特鲁埃瓦参议员知道了，好生奇怪。自从儿子、外孙女儿离开英国学校以后，压根儿没再参加过体育活动，也从来没对艰苦的登山运动表现出什么爱好。星期六上午，他们乘坐一辆借来的吉普车出发了。随身携带一顶帐篷、一篮子食品和一只神秘的箱子。箱子沉得像个死人，两个人才能抬起来。里面装的就是他们从老爷子那儿偷来的武器。他们兴致勃勃地朝山区走去，沿着山路尽可能往上攀登，然后穿过一片旷野，在被狂风和严寒毁灭的一片树林中找到一块安静的空地。他们放下行装，马马虎虎地支起小帐篷。挖了几个坑，把塑料袋放进去，在每个埋东西的地方垒起一小堆石头。周末的其余时间，他们到河边钓鳟鱼，拾些灌木，架起篝火烤鱼吃，像喜欢探险的孩子似的在山峦间跑来跑去，互相谈起过去的事情。入夜，他们在红葡萄酒里加上桂皮和糖，喝下去暖暖身子，围上大披肩，还提议为了老爷子知道他们偷武器气得脸色发青而干杯。两个人笑得直流眼泪。
“你要不是我舅舅，我就嫁给你！”阿尔芭开玩笑说。
“那米格尔呢？ ”
“当我的情人呗！ ”
海梅并不觉得这些话可笑。这以后，他们之间笼罩起一片沉闷的气氛。当天晚上，两个人各自钻进自己的睡袋。吹熄石蜡灯后，静静地无话可说了。阿尔芭很快就入睡了。海梅在黑暗中睁着两眼，直到东方泛白。平时，他喜欢说，阿尔芭像是他的女儿。但是，那天晚上，他突然巴不得自己不是阿尔芭的父亲，也不是她的舅舅，干脆就是米格尔。这时候，他想起了阿曼黛，遗憾的是阿曼黛已经不能让他动情了。他曾经对阿曼黛有过炽热的恋情。他在记忆中竭力寻找感情的余波，结果一无所获。他变成了一个孤独者。起初，他为阿曼黛治病，几乎天天看到她，和她十分接近。阿曼黛挣扎了几个星期，总算不用服药了，她不再吸烟、喝酒，开始过上健康的、有秩序的生活。体重也有所增加。她把头发剪短，又在乌黑的大眼睛周围描起黑色的眼影，还戴上项链和叮当作响的手镯，用心良苦地企图恢复逝去的姿容。她在恋爱呢。她从意志消沉一下子转成兴奋不已，海梅恰恰是她情绪变化的中心。她以强大的意志力戒掉种种嗜好，以此向海梅表白爱慕之情。海梅没有助长她的情绪，但也没有勇气将她拒之门外。他认为，对恋爱的幻想有助于她身体复原。不过，他也知道，对他们两人来说，爱情来得太迟了。他极力设法和她保持距离，借口是自己是个老光棍儿，对爱情已一无所求。他只求和医院里讨人喜欢的护士们偷偷情，或是怀着伤感情绪逛逛妓院，在十分有限的工作之余满足一下最急迫的性欲要求。然而，他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和阿曼黛的私情之中。年轻的时候，他对阿曼黛爱得要命，如今阿曼黛已经不能使他动情，他自己也觉得难以动情了。对阿曼黛他只有怜悯，而怜悯心又是他最炽烈的一种感情。贫困和痛苦伴随了他一生，然而他的心没有变硬，相反却越来越爱悲天悯人。有一天，阿曼黛伸开双臂，搂住他的脖子，说了声“我爱你”。海梅像个机器人似的拥抱了她一下，假装热情地吻了吻她，让她感觉出他并不爱她。就这样，海梅一方面自认为在他这个年龄已经经受不住狂热的爱情生活，另一方面又陷入了耗费精力的私情之中。为了博得海梅的欢心，阿曼黛使尽浑身解数，两个人搞得精疲力竭。每经过一次疲惫不堪的欢会以后，海梅都在想：“这种事儿我干不了啦。”
由于和阿曼黛的这层关系，再加上阿尔芭一再坚持，海梅时常和米格尔接触。在很多场合下，避免不了和米格尔见面。他尽量保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但是米格尔最终还是把他吸引住了。米格尔成熟了，不再是一个好激动的青年了。然而，丝毫没有改变政治路线。他仍然认为，不经过一场暴力革命，是无法战胜右派的。海梅不同意米格尔的观点。但是他器重米格尔，佩服他的勇敢性格。只是他把米格尔视为无可救药的人物，满脑子危险的理想主义，只想保持亳不妥协的纯洁性。什么东西和这种人沾上边，都会染上一层不幸的色彩，特别是那些不幸爱上他们的女人。米格尔的思想立场，他也不喜欢。他认为，像米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