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跑到南，靠个人的力量掀起一场永不停止的运动，根本顾不上年事已高和骨头咔咔作响。在每次议会选举中，他都重新当选为参议员。不过，他的兴趣不在权力、金钱或威望上，满脑子想的是摧毁一点一点渗入人民当中的、他称之为“癌症”的东西。
“哼！ 掀起块石头就能找到个共产党！ ”他说。
他说的话没人相信，就连共产党人也不相信。共产党人挖苦他动不动就暴跳如雷，模样像只戴孝的乌鸦。还说，挥舞手杖早已过时，他的预言晦涩难懂。特鲁埃瓦参议员把统计数字和近期投票的实际结果举到同党的鼻子跟前，大家却担心他越老越糊涂。
“早晚有一天咱们没法儿赶在统计票数以前把票箱偷出来。到那时候，咱们全他妈的得完蛋！ ”特鲁埃瓦说。
“靠群众投票，在哪儿也没取胜过。至少也得闹场革命，咱们国家不会出这种事。”大家反驳他说。
“迟早会出的。”特鲁埃瓦激动地说。
“静一静，伙计。咱们不会允许发生这种事的。”大家安慰他说，
“他们在拉丁美洲找不到一丁点儿机会。他们没考虑到事务的魔幻的一面，您没看见吗？ 这种学说是无神论，讲实际，讲实用。在这儿，成不了事！ ”
就连乌尔塔多上校也没把共产党人看成是什么危险，虽然在他眼里全国到处是敌人。他不止一次告诉特鲁埃瓦参议员，组成共产党的不过是四个无足轻重的人。从统计学上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照莫斯科的指令办事。论那副虔诚劲儿，倒可以干些更有用的事业。
“莫斯科在地球的另一端，埃斯特万。咱们国家发生了什么事，那些人并不了解。”乌尔塔多上校对特鲁埃瓦参议员说，“他们根本不考虑咱们的国情。他们比‘红帽党’还要糊涂，这就是证明。前些日子，他们发布了一项宣言，号召农民、海员和印第安人参加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滑稽可笑的。农民知道什么？ 海员天天在大海里，他们感兴趣的是下一个港口的妓院，而不是政治。印第安人！ 总共才有二百来人。照我看，经过上个世纪的大屠杀，剩不下多少人了。想在他们的保留地里建立什么苏维埃，那就请他们试试吧。”上校用揶揄的口吻说。
“话是这么说。除了共产党，还有社会党、激进党和其他小党小派呐！'，特鲁埃瓦回答说。
在特鲁埃瓦参议员眼里，除了他那个党以外，所有政党都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他分不清这个党和那个党在意识形态上有什么不同。一有机会，他就当众表白自己的立场，因此，除了同党以外，大家都把特鲁埃瓦参议员看做是非常古怪的反动的狂人和寡头。保守党只好出来帮他刹车，别老是一说话就走嘴，让大家跟着出丑。特鲁埃瓦参议员是愤怒的斗士，随时准备在座谈会上、记者招待会上、大学里与别人开仗。其他人不敢露面的地方，他却身穿黑衣服，手持银手杖，摆着那部狮鬃，岿然不动。他是漫画家讽刺的对象。讽刺挖苦一多，他倒成了人人熟知的人物。在历次选举中，总为保守党的投票大杀风景。他是个狂热分子，性情激烈，不合时宜，但他是家庭、传统、财产和秩序的价值的最好代表。走在大街上，大家都能认出他，编造各种以他为题的笑话，人们当中流传着一些据说是有关他的逸闻趣事。据说，就在他儿子在议会大厦门前脱得精光那次，他的心脏病发作了，共和国总统把他叫到办公室，要派他到驻瑞士大使馆工作。在那儿，他可以从事和他年龄相称的工作，有助于恢复健康。特鲁埃瓦参议员的回答是用拳头猛砸国家元首的办公桌，把国旗和国父的半身像都震倒了。
“到死我也不离开这儿，阁下！ ”他大声吼叫着，“我一不留神，马克思主义者就会把您坐的椅子抢走！ ”
是他第一个把左派称做“民主的敌人”。不料，过了几年，这句话还真的成了独裁政权的口实。由此也可见特鲁埃瓦参议员的机敏。他几乎把全部时间和大部分财产用于政治斗争。他注意到，尽管不断打开新的生意门路，自从克拉腊去世以后，他的财产似乎仍在日益减少。不过，他并不着慌。据他想，事情的发展应该顺其自然。克拉腊活着的时候，给他带来了好运气，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克拉腊死后，自然不能再帮他发财。再说，他估摸着，凭现有的钱，在有生之年他仍然是个富翁。他觉出自己老了，想一想，三个儿女谁也不配继承他的产业。虽说眼下的农村不如过去那么兴旺了，他还是把三星庄园保存下来，留给外孙女儿。过去，从首都到三星庄园，得坐火车，好似一次远征打猎。如今，新修了公路，通了汽车，六个钟头就能到达。可他总是忙得没空去一趟。他隔三差五地把庄园的管家叫来，听他汇报情况。管家每来一趟，都要气得他连发几天脾气。管家老像打了败仗似的那么悲观。报告的总是一连串倒霉的事情，什么草莓受冻了，母鸡传染上鸡舌疮了，葡萄烂了，等等，等等。乡村本来是特鲁埃瓦参议员的财源，眼下却成了包袱，他还得时不时地从别的生意里抽出钱来贴补这块填不饱的土地。这块土地似乎很愿意回到特鲁埃瓦把它从贫困中挽救出来以前的那个无人照管的时代。
“我得去收拾一下局面。那儿需要主人亲自过问。”他唔唔哝哝地说。
“乡下都乱了套了，东家，”管家对他说过多次，“农民造反了。天天提出新要求，甚至有人说要和东家生活得一样。最好把庄园卖出去。”
特鲁埃瓦根本不愿意听人提起“卖地”二字。“什么都有用完的一天，只有土地能留得住。”他常爱重复这句话。二十五岁那年，妈妈和姐姐用和管家同样的理由强要他卖地，他说的就是这句话。不过，随着步入老年，再加上政治工作负担沉重，他对三星庄园失去了兴趣，正如对其他许多过去他认为是基本的东西失去兴趣一样。对他来说，三星庄园仅仅具有象征意义。
管家说得对，那几年农村全乱套了。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用天鹅绒般甜润的声音就是这样宣传的。无线电广播这一奇迹把他的歌声传到全国的穷乡僻壤。他三十多岁了，还是那副乡巴佬的模样。他喜欢这副派头，其实对生活的认识和事业上的成就早已磨去了他的粗鲁性格，使他的思想更加精细。他凭记忆用爸爸的剃刀蓄起一部山野人的胡须和先知的披散的头发，比其他抗议歌手争先恐后地蓄须留发早了几年。他穿着粗布裤子、手工编的草鞋，冬天披上一条粗毛线的“篷却”。这是他的“军服”。他以这副打扮出现在舞台上，照片印在唱片的封皮上。政治组织使他大失所望，他只用三言两语，用最简单的思想表达出他的哲学。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从母鸡和狐狸的歌谣发展到歌唱生活，歌唱友谊，歌唱爱情，也歌唱革命。他的歌曲尽人皆知，只有像特鲁埃瓦参议员那样顽固不化的人才无视他的存在。老头子不许家里放收音机，不让外孙女儿收听喜剧和小说连播，那些玩意儿净讲母亲失去子女，几年后又破镜重圆一类的故事。同时，也不让他的敌人用叛逆的歌曲闹得他消化不良。在他卧室里有一台现代化收音机，不过他只听新闻。他没想到，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和他儿子海梅是最知己的朋友，更没想到每次布兰卡提着那只滑稽可笑的箱子托辞外出，都是和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见面。他也不知道，有几个阳光灿烂的星期日，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带着阿尔芭去爬山。他们坐在山顶上一起观赏全城的景色，吃面包夹奶酪。他和阿尔芭谈穷人、受压迫者、失踪者以及特鲁埃瓦不愿意让外孙女儿知道的事情。然后，两个人像两只快乐的小狗儿似的顺着山坡滚下来，开心得哈哈大笑。
佩德罗第三眼瞅着阿尔芭长大，总想和她更加亲近。只是他没有真正把她当做亲生女儿。在这一点上，布兰卡坚决不让步。她说，阿尔芭经受了那么多惊吓，可还是个比较正常的孩子，这也算是个奇迹了。确实没有必要再在出身问题上给她制造混乱。最好还是让她相信目前的正式说法。另外，还有个危险，要是她把这件事告诉给外祖父，那就要捅大娄子了。不管怎么说，小姑娘的无拘无束的反叛精神还是很让佩德罗第三喜欢的。
“她即使不是我的女儿，也很像我的女儿。”他自豪地说。
在那些年里，佩德罗第三用如泣如诉的吉他声燃起了女人，特别是妙龄少女的爱情之火，得到她们的青睐。他一直过不惯独身生活。有些女人热辣辣地闯进他的生活。他需要的是爱情的新鲜感。他竭力使她们得到短暂的幸福。然而，从欢会的第一刻起，他就开始准备和她们道别，最后客客气气地把她们抛在一旁。常有这样的事：一个女人和他同床共枕，躺在他的身边呼呼睡熟，而他闭上眼睛，心里想的还是布兰卡，思念她那发育良好的丰腴的身体、温暖而丰满的胸部、唇边细细的皱纹、围在阿拉伯式眼睛周围的暗影，只觉得胸间压抑着一声呼喊。他走过很多的路，远远离开布兰卡，接触过许多肉体，试图同其他女人过下去。可是，在私下里，当他一人独处，预测着何时死亡时，想到的只有布兰卡。翌日清晨，他又开始轻巧地摆脱新恋人，一旦脱身，立即回到布兰卡身边，显得更加内疚，更加消瘦，两眼周围布上更浓的黑圈儿。他弹着吉他，唱出一首新歌，对布兰卡更增添了无限眷恋。
相反，布兰卡倒是习惯了独自生活。整天忙于大宅院里的家务，在陶器作坊里制作耶稣诞生模型和她想象出来的怪物，内心反而平静下来。模型中，唯一符合生物学规律的是那群在怪物环绕之中的神圣家族的群像。生活中，唯一的人即是佩德罗第三。爱情专一是她的天性，这种毫不动摇的感情力量帮她摆脱了平庸而凄凉的命运。即使看到佩德罗第三在那些头发平直、骨骼粗大的姑娘身后消逝，她对他仍是忠贞不二，没有因此稍减对他的爱恋。起初，佩德罗第三一离开她，布兰卡就认为他已不在人世。不久，她发现这仅仅是一刹那的事情。他每次走了，一定还会回来，会对她更加疼爱、更加温柔。布兰卡宁愿在供男女幽会的旅馆里和情人偷偷见面。她不喜欢两个人一起过着刻板的生活，讨厌夫妻生活的劳累，不愿意共度凄凉的晚景。每到月末一起为生活拮据发愁，星期天闲得难受，每天醒来嘴里一股臭味儿，年岁大了还要犯病，何苦来呢？ 布兰卡是个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有时候，她也想过拎起滑稽可笑的箱子和毛袜子里剩下的首饰，带着女儿去和佩德罗第三一起生活，最后还是胆怯了。也许她害怕经历过百般折磨的伟大爱情经受不住共同生活的考验——这是一切考验中最可怕的考验。阿尔芭长得很快。布兰卡心里明白，以照料女儿为借口一再拖延答复情人的要求，是无法长此下去的，但她仍想留待以后吧。其实，刻板的生活固然使她担心，佩德罗第三的生活方式同样让她害怕。他住在工人区的一间用木板和洋铁皮搭成的简陋的屋子里，周围有几百间类似的破房子。里面是夯实的地面，没有自来水，天花板上悬挂着一个小灯泡。为了布兰卡，佩德罗第三搬出了工人区，搬进市中心的一幢公寓楼，不知不觉间加入了中产阶级，这是他从来没想过的。不过，对布兰卡来说，这还不够。她觉得，公寓楼既肮脏又阴暗狭窄，住家又太杂。她说，不能让阿尔芭在那种环境里长大成人，在大街上、楼梯上和别的孩子一块儿玩耍，在公立学校里受教育。拖来拖去，青年时代拖过去了，步入了中年。仅有的欢乐时刻就是她悄悄地出去和佩德罗第三幽会，对此她也认了。每次出去，总要换上最漂亮的衣服，洒上香水，还要穿上时髦女郎爱穿的那种衬裙。佩德罗第三非常喜欢这种衬裙，而布兰卡却满面含羞地把衬裙藏在衣柜最隐蔽的角落里，还想出各种理由准备应付有人发现这件衬裙。布兰卡在各种生活问题上都是个讲究实际、脚踏实地的妇女。她克服了幼稚的激情，忍痛将情感埋在心底。她以幻想充实情感，使情感理想化，拼命地保护情感，剔除一切平庸的道理，最后把它化做小说式的爱情。
阿尔芭呢，她懂得不要在人前提到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的名字，她知道这个名字会在家里引起什么后果。她凭直觉意识到在外祖父和这个被人割断手指、亲吻母亲嘴唇的男人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严重的事情。但是，所有的人，包括佩德罗第三在内总是闪烁其词，不肯正面回答她的提问。有时候，卧室里只有她们母女二人，布兰卡给她讲佩德罗第三的一些故事，教她唱佩德罗第三编的歌曲，只是一直告诫她不要在家里哼这些歌。布兰卡从未说过，佩德罗第三是阿尔芭的生身之父，似乎连她自己也把这件事忘掉了。在她的记忆中，过去似乎是一连串的暴力行动、屡次被人抛弃和一件又一件的伤心事。事情是否真如她想的那样，她也没有把握。干尸的事、照片的事、足蹬路易十五式鞋子的没有胡须的印第安人的事——正是由于这些事她才逃离了夫家——如今都变得模糊不清了。她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说伯爵因患病死于沙漠之中，最后竟然也信以为真了。又过了几年，有一天女儿告诉她让·德·萨蒂尼的尸体躺在停尸所的冰屉里。她听了，没有感到高兴，因为她早已觉得自己守寡多年了。她也不打算为自己的谎言作辩解。她从衣柜里拿出那件裁缝做的黑色旧衣服，用卡子别好发髻，陪同阿尔芭把那个法国人安葬在专门埋穷人的市立公墓。特鲁埃瓦参议员不同意从鲑鱼肉色的陵墓里给他匀出一块地方。母女俩孤零零地跟在黑棺材后面。多亏海梅慷慨解囊，她们才买下这口棺材。她们头顶着正午燠热的太阳，手拿着蔫巴巴的花束，觉得自己很滑稽，面对行将入土的孤苦伶仃的尸体，流不出一滴眼泪。
“我看爸爸连个朋友也没有。”阿尔芭说。
即使在那个场合，布兰卡也没向女儿吐露真情。
把克拉腊和罗莎安放在我的陵墓以后，我觉得心绪平静了一些。我知道，迟早我们三个人会在那里相聚，还有其他亲人，像我的母亲、老奶奶，还有菲鲁拉，但愿她已经谅解我了。我不希望后半生像前半生那样长，免得她们等我等得太久。
克拉腊的房间用锁锁住了。我不想让任何人进去，什么东西都不要挪动，每当我想起她，就能在那儿找到她的幽灵。我开始失眠了，这是老年人的通病。夜间，我睡不着觉，在宅院里四处走动。脚下拖着显着大了不少的拖鞋，披着那件发旧的主教穿的睡衣（ 出于感情的原因，这件睡衣我一直保存着） ，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嘴里不住地抱怨命运不公。太阳一出来，我又产生了生的愿望。吃早饭的时候，我穿上浆过的衬衣和丧服，刮完胡子，安安静静地和外孙女儿一起看报。处理完生意上的事情和来往信件，剩下的时间都在外面度过。我不在家里吃饭，星期六、星期日也不在家吃饭。没有克拉腊做黏合剂，我干吗非得忍受儿女们的争吵不可呢？
我只有两位朋友，他们总想从灵魂上为我脱掉丧服。他们和我共进午餐。我们一起玩高尔夫球，赌骨牌。我和他们讨论生意上的问题，谈论政治，有时候也谈谈家庭。一天下午，他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