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人的怀疑是从一九三七年以后的岁月开始的。我不知道人是什么。我看到了非人的东西，看到了暴力和罪恶，看到了毁灭。我憎恨战争，而在和平年代里我对那些因战争而成就自己的将军心生崇敬之情时，我便觉得一个经历过战争的人有此种心理实在是罪过。将军的传记不管多么辉煌，都是一部杀人史。所以我不看将军的传记，只看艺术家的。我母亲对扬州的眷恋笼罩着她的后半生，事实上一个人疯了之后不管她活上几百年，都是没有生命可言的，因为她的灵魂已经归乡了。我带着处处依赖我的母亲离开了汾阳，那时候汾阳无雪，从城里到乡下的路上到处是逃难的慌乱的人群和路两侧衰败的凄草，人们仍然渴望找到一片和平乐土。天空在那些年显得很低，总有一些驱不散的铅灰色积云浮游在半空中，老人们说，那是屈死的冤魂。我和母亲到汾阳后在一座尚未被敌军袭击的村子住下来，那里离北平很近，因而更加不太平。小村面向大平原，毫无防御工事。母亲除了唱歌就是吃饭，在这两点上她都显得很饥饿。我不得不每天为我俩的肚皮操心。
我先给一个富庶人家帮厨，后来这家的小姐要出嫁而需要刺绣工的时候，我自荐了自己美丽绝伦的刺绣手艺。我在猩红色的锦缎上绣碧绿的莲叶和乱游的金鱼，在湖绿色的缎面上绣红色的牡丹和银白的蝴蝶。我和母亲的生计以此维持着。那小村子有一座油坊，油坊的掌柜是个瘸腿的胖男人。他看上了我母亲的容貌，每天来窗前骚扰她，而母亲则随心所欲地站在被我反锁在屋的窗前对油坊掌柜频频微笑。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刻，听说日本人要进村了。人们纷纷携着家眷钱财落荒而逃，那位小姐的婚礼也未如期举行。无论年老年少的女人都将脸涂上灶底灰，尘垢满面，而且都穿得衣衫褴褛，有的甚至女扮男装。我背着简单的行囊牵着母亲的手走在逃难的人群中时，眼前不止一次闪现出老家扬州的情景。我们在扬州有五间房子，房前的天井有绿色的藤蔓，我和两个弟弟幼年时喜欢在天井里做抬花轿的游戏。每次我都扮新娘，两个弟弟自然都是轿夫，至于新郎是谁，我是不知道的，因为轿夫从未把我送到目的地。
我们家的客厅有六把楠木椅子，猩红色的，而红木茶桌上则永远放着一盆兰花。到了吃河蟹的时候，父亲就请他的朋友们来饮酒赋诗。女仆把陈醋分放到橄榄形的小食碟里，然后兑上新鲜的姜丝，而锅里被蒸着的河蟹已经把满身鲜气抖搂出来了。父亲曾有诗来描述吃河蟹的情景：
不须美酒邀明月，
自有河蟹映红光。
若知手足已被缚，
何不欣然葬诗魂？
意思是说；桌上的河蟹把红莹莹的盖对着月光。月光便丝丝缕缕地落到蟹壳上，使它背上红光熠熠。那河蟹若知道自己早晚要被捆了手脚扔到锅里来做下酒的吃食，何不顺其自然地成全诗人，以牺牲自己来使一首好诗诞生呢？然而父亲要出家之前，却对自己的这一行为深表愧意，他不吃活的河蟹，不在夜间出门，以免不慎踩死路上的虫子，而白天走路时总是弯腰弓背留神看着脚下。一次我陪他上鱼市，他看到活的鲫鱼和草鱼被人从水盆中捉出，被细铁丝活生生地从粉嫩的鱼鳃穿过去，便痛苦得有些气短了。更可怕的是杀鳝鱼的情景，商人脚下踏着一块木板，板中央早早就被提前钉透了的钉子将锐利的尖头对准鱼，商人捉出活的鳝鱼，像玩蟒游戏的人一样麻利地用两手分别擒了首尾，用劲踩住板子，俯身将鳝鱼‘嚓——’的一声从钉子上划过，柔软而滑润的鳝鱼就从肚腹处破开了一尺见长的口子，血淋淋地呜呼哀哉了。每逢女仆从街上买回鳝鱼的时候，父亲就躲在书房里拒绝吃饭。我母亲那时就悄悄嘀咕，说他这是有些不对头了。他出家前留给母亲这样一首诗：
空有儿女对日月，
相思苦短昼夜长。
若入空门听雨声，
胜似人间饮群芳。
母亲哭泣着，希望人间的寺庙在一夜间夷为灰烬。母亲没有活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的早晨，否则，她会觉得美国扔到广岛的原子弹应该投到父亲出家的寺庙上，那样，她和父亲都彻底得救了。
老妇人对着一个金黄色的空间流泪。《无心敲雨》的旋律将秋日映在湖面上的落叶渲染得更加明丽。山脊上的白云很厚，躯干笔直的针叶林看上去浓密极了，它们投在湖水上的影子像是一把男人的络腮胡子。女仆像蜻蜓一样无声地走进屋子，将一碗有声色的茶递给她。她饮茶的时刻秘鲁的《飞逝的雄鹰》又激情荡漾地将她带到一个蓝色地带，那是薄暮时分的蓝幽幽的山谷。她站在那里，忆起了她的第一个男人。
“离开那个风景优美的小镇之后，我来到了另一个有雪的小镇，我在那里生活了七年。我和邻居相处得很融洽。我的房子位于小镇西北方，是米黄色的，靠近山谷，看上去卓尔不群。那时候战争进行得正如火如荼，我在小镇的学校教孩子们学习历史。孩子们对历史不感兴趣，他们更愿意听战争的消息。只要传来局部胜仗的消息，他们便会欢呼雀跃。在孩子的心目中，战争是伟大的神圣的。只是有一个性格内向的男孩子，他哥哥不幸战死，从此之后他就逃避庆贺战争的场景。他忧伤地对我说：战争不是好东西，它让我失去了哥哥，我哥哥是个好人，我以为战争只会死坏人的。我对他说：战争在选择殉死者时是毫无眼光的。”
“这小镇有一个小小的汽车修理站，修理工三十多岁，又高又瘦，喜欢吸烟和弹吉他唱歌。他的妻子死于难产，所以他在和我同居的岁月格外小心谨慎，他恐怕我会怀孕。我是在一个冬末的傍晚与他相识的，我开着旧车到修理部找他，他满脸油垢地守着一辆卡车一边吸烟一边于活。我说：嗨，修车的——他就抬起头来很自然地看了我一眼，他的目光不可捉摸。车修好后天色已晚，我们那个小镇在冬日里最让人忘却不了的是铺天盖地的暗红色云霓，它经常地出现在向晚时分，像是给小镇披上了红色衣裳。他约我去吃晚饭，我们步行到镇东头的小餐馆，一路上谁也不说话。席间我对他谈起战争，他只是静静听着，时而皱皱眉抬起头望我一眼，像老朋友一样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吃吧。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以为他是和平主义者。那天我们喝了些酒，从餐馆出来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他问我：你喜欢音乐吗？我便哽咽称是。他说：音乐并不是让人哭泣的，它是唱给勇敢的人的。我跟他来到他的房子，听他弹唱了盛行于那一带山谷的歌曲《群山消逝在远方》以及《雪中的云霞》，那一刻我爱上了他。那一夜我在他的怀抱中忘却了一九三七年的日子，忘却了那个小镇的邮局。第二天早晨我走出他的房子，发现那房子是天蓝色的，我想它将是我的家。雪路上行走着一些老人和儿童，老人们找轻松环境去回首往事，而孩子们则无忧无虑地奔向学校。那一刻我几乎要忆起自己的诞生地了，我在风中伫立片刻，然而我的诞生地却调皮地冲我吐一下舌头，掉头随风而逝了。”
初春的景象。大峡谷是蓝色的。峡谷环绕的温泉也是蓝色的。约翰·列农走在晚霞萦绕的街头，一颗金黄色的子弹劫走了他的生命。他蝶血街头的那一瞬间，全世界的人都因为怀念他而高唱《昨天》，昨天就是被撕下的日历，就是落叶，就是留在白雪上的麦穗般的脚印。
“我不知道战争和游戏有着怎样不可分割的方面。现在的体育竞赛有一种击飞碟的项目，我最初看到这种形式是在一九四三年。那时候谁都盼望战争早日结束，可谁都又不相信战争会很快结束。我在一个被日军扫荡的村子见到了这样的情景，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被强行扒下衣服，他们欲当众施行兽行的时候，这妇女忽然惨叫一声将扑上来的日军咬得顷刻间失去了鼻子。他们咆哮着当众用刺刀刺死了她，并且虎视眈眈地走向正在嚎哭的嗷嗷待哺的婴儿。一个士兵刚想把刺刀投向婴儿，那被咬掉鼻子的兵疯了似的满面血红地上来制止。他狞笑着将婴儿抛向半空，只见那婴儿红色的襁褓在空中散开，襁褓随风飘向东方，而赤裸裸的婴儿则啼哭着朝下降落，那日军挺直腰用刺刀接住了婴儿。婴儿被当胸穿透，满身血红，瞬间就没了声息。我们都低下头去。我不敢再看天空，我一阵阵地反胃。战争肯定不是游戏，可战争在展览残酷上却无情地使用了游戏。这件事情发生在三年之前，我委身一个比我大许多岁的男人，我们是在逃难途中相识的。他带着两个很大的干粮袋，因为太瘦弱，走路晃晃荡荡的。那时候我看到了作为一个女人难免的厄运，我深怕自己逃避不了被强暴的命运。我对着这个男人说，你要了我吧。他疑惑地看着我，又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干粮袋，怀疑我看上了可以赖以活命的干粮袋。他迟疑片刻，就答应了我的要求。我们寻了一处有树的地方。事情一结束我就忘记了他的全部。我只知道他是我的同胞。我们默默地看了对方一刻就分手了。”
让我们看看淳朴而又精致的拉斐尔的三美神，她们浑圆的身体和皮肤的光泽令人爽心说目，她们来源于自然，来于自然的美神是不需修饰的。只有裸体才能使自然焕发朝气。她们如此安详美丽，仿佛刚刚从泉水中出来。她们也许在听牧羊人的歌声，也许想在广袤的原野上休憩，她们微微踮起赤裸的脚掌，使身上的线条更加流畅自然。皮肤的光泽与日月同色，三美神的联手形态有如太阳之诞生。诗人、音乐家、画家纷纷来到她们身边，这时分缠绵轻柔的音乐淙淙流来。我们不可能不醉心于这样的画面，它给予我们的不是暴力和淫邪，而是和平，是那种不可侵犯的亘古长存的单纯如水的美。
这时节琴瑟之声再度传来。它把山顶的积雪横扫下来揽在怀中，温情脉脉地融化了它。
老妇人将笔停下。女仆汗流满面地进来告知有一枝花开了。老妇人只说了句 “续茶了——”便又把苍老如树根的手指放在画册上，她触摸到了瀑布。瀑布自山顶泻下，气势磅礡，它的声音激越而又沉闷，悲枪而又惊喜。一些手持弓箭的印第安人像大鸟一样站在峡谷边缘，他们在看瀑布的命运。瀑布跃过悬崖，纵身跳到底层的湖水上。湖水泛着永不消逝的涟漪。喧嚣之后即是平静。印第安人跃过峡谷，使这条清芬流溢的瀑布成为他们背后被遗落的一片羽毛。
“波茨坦公告使得日本天皇被迫发出停战诏书。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因为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而成为一座永久的纪念碑。这是和平的纪念碑，而不是战争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曾站在这座纪念碑上对全世界说：我深盼全人类，也同样深盼自此庄严的时刻之后，由过去的流血屠戮中产生一个更善美的世界。麦克阿瑟的演讲结束后，日本投降代表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历史的过程往往很残酷，而其结果又往往浪漫无比。密苏里号战舰的签字使和平这头被囚禁已久的狮子步履沉重地走出牢笼。在它的身后，是连绵不绝的废墟和尸骸，那个善美的世界究竟在哪里？”
“我母亲没有活到这种时刻是幸福的。她在战争中眷恋不已的就是从扬州出家的父亲。她一出口便是父亲的诗文。什么‘食尽烟草无滋味’，什么‘圣贤自有圣贤处’，全都是父亲大彻大悟前的逍遥心境。我不知道人在出家前是否矛盾，父亲在深山中可否惦念家眷的命运？如果不是出家人在苦意修行的时候仍然对着日落情景涕泪横流，他的亲人又怎么会在同一时刻沉沉地思念他呢？我给一个农民当妻子的时候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几百里以外的一个小村帮堂兄造房子。将给房子上大梁的时候，他一失足从半空栽倒在地。他在向下飞翔的那一瞬，见到他的母亲站在地上笑盈盈地接住他。他母亲抱着他，轻轻地说了句别怕——就不见了。堂兄一家人呼叫着围过来，见他安然无恙，都惊讶不已。他那一瞬间知道母亲是死了。他昼夜兼程赶回家中，星光下停着他母亲的棺木。事后证实，他从房梁上栽下的那时辰他母亲正念叨着他的乳名谢世。我的农民丈夫认定父亲出家后是后悔了，可他是不愿再走回头路了。战争结束后，我重回扬州，去寺庙寻找父亲的踪影，可我没有牵到他的衣襟。他出家之日起，他在这个世界就彻底迷失了。父亲留给我的，是几卷诗文。”
别留心城市的样子，那么即使你深居城市却有如在青山绿水的乡村。旧的建筑物被拆除的时候，空气中回荡着一种毁灭的声音。老妇人偶然听到这声音就问女仆：
“外面在干什么？”
“拆房子。”女仆说，“我看是能用的房子，都给拆了，新盖的房子个个像棺材。我喜欢旧房子。”
“二十世纪末了。”老妇人叹息一声，“拉威尔活到今天，肯定是不想再活了。一九三七年，他走向晚雨的空气中，他一个人走，他不把我带上，一九三七年。”
“拉威尔是个什么人？”女仆问，“你老念着他？”
“二十世纪末了。”老妇人说，“把那些有风格的东西都变成废墟，新建的是一个模式，就是这样。我看见了彗星，还看见了岸上盘上了青蛇的石头，我累了。”
“有一个卖香油的，天天往香油里兑水，她却发了大财了。”女仆说，“我简直有些不敢上街买东西了，假的太多了。”
“你的书写到哪一步了？”女仆又问，“小时候的事写完了吗？”
“小时候？”老妇人迟疑地问，“人都有小时候？”
女仆说：“那个要出你书的人来催了三次了。我没有让你见他。他说你的书会赚一大笔钱。你年轻时可真漂亮，歌唱得好，戏也演得好。你就是该生个孩子。”
“我唱过歌？演过戏？”老妇人苦笑道，“二十世纪可真会开玩笑，我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别人又是怎么知道的？”
“有一天夜里你还唱歌来着。”女仆说，“听着声音还怪年轻的。”
“连你也学会说谎话了。”老妇人唉声叹气地走向唱机，《西班牙狂想曲》再次不负责任地把她推入金黄色的山谷。
“战争结束后我和汽车修理工永远分了手。他没有让我怀孕，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战争时代他的表现是和平的，他修车、唱歌，到山上滑雪，有时夏日的深夜我们开着车出去兜风。那是一段愉快的日子。不料战争的结束却使他怅然若失，他觉得一个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不能忍受世界上没有战争。这使我大惑不解，我说：你如此热爱战争，为什么不去参战？他暴怒地回答：因为我太热爱战争了，我的介入会使战争更早结束，所以我不去打仗。天哪，他那口气仿佛他进入战场就是最高统帅，就是艾森豪威尔、尼米兹、巴顿等将军似的。我告诉他，他这种庸人对战争来讲如同草芥，无足轻重。他如果去了前线，大概只是个抱头鼠窜的逃兵，如果不是，那么他会被流弹击中死在战壕旁。他咆哮着对我说：没有战争的世界算是什么世界？！可耻的人类，只能借助战争来完善自身。只是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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