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直在压抑着某种想法，可当他中午下班回家，看到妻子，那想法就再也压抑不住了。
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女子，就这么一直守在家里吗？邹静自己也不愿当全职太太，那种枯燥和无聊，是有工作的人难以想象的。她出生于市内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初中毕业就没再念书，在市区南北两城很多家单位都打过工，还去零售过晚报，只是那时候并不认识吴二娃。嫁给徐瑞星前，她也有过一次婚姻，由于长得玲珑可爱，被某公司一个推销员看上了。那推销员天南地北地跑，结婚两年，夫妻相聚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她想跟丈夫一起跑，但推销员不同意。说那不是女人干的事。事实上，这两年过去，俩人的感情都淡了，有没有对方的存在都不重要。后来，推销员终于提出离婚，她一点也没犹豫就答应了。婚姻并没给她带来快乐，离婚也就说不上痛苦。当母亲为她去婚姻介绍所登了记，别人打电话来谈到徐瑞星的时候，她根本就没计较年龄，立即被徐瑞星的工作吸引了。对未来的丈夫，她没有别的要求，只要不长年出差就好！跟徐瑞星一见面，她觉得这个人稳重、诚实，再说他和自己一样，没有孩子拖累，对一个再婚女人而言，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由于文化不高，又没什么特殊爱好，邹静独自在家时就只能看电视，猫一样蜷缩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剥瓜子，瓜子壳堆成小山似的。这日子好过吗？很不好过的。徐瑞星的心意，也不是让她当全职太太，可是，叫她出去找零工，不是端茶送水就是洗碗刷锅，说实话，徐瑞星舍不得。再说他面子上也挂不住。反正家里还要个人做饭呢，还要个人接送儿子上下学呢，与其拿钱请人，不如让自己老婆干算了。
但徐瑞星最初不是这样设想的，为给邹静在二中谋个职，他不知找过侯校长多少回！
他从来就没奢望过让邹静去图书室，虽然二中图书室的藏书非常可怜，在里面当个管理员，并不需要多高的文化，但徐瑞星从没想过让侯校长把她安排到那里面去。他觉得图书室的工作太好，不是邹静能去得了的，何况管理员已经超编。他只是请求侯校长，能不能在总务处给她一个位置？跑腿买个办公用品啥的，或者去守女生宿舍，再不行，进学生食堂也可以。
徐瑞星就只差说在学校当清洁工打扫厕所了。
侯校长对他的回答都是说，你徐老师开什么玩笑？说这话时，他笑笑地盯着徐瑞星。侯校长四十九岁那年从副校长提为校长，扶正没几年，就见老了，脸上皮肉松弛，还起了黑斑；不过他那双眼睛又大又亮，看着这样的眼睛，谁都会满怀希望的。徐瑞星觉得，只要他郑重地向侯校长说明自己不是开玩笑，侯校长就会答应他的要求，于是他说，侯校长，我是当真的，你知道我老婆……侯校长耐心地听他讲完，脸上的笑一直没有褪去，但最后却是摇头。好些人来找过我了，他说，我都没答应，你，我也不能答应，僧多粥少，实在是答应不过来。每次都如此。徐瑞星提要求的时候，是一步步退让，先说去总务处当办事员，不行，再说去守女生宿舍，还是不行，然后才说进学生食堂……他知道，即便他真的提出让邹静打扫厕所，侯校长照样会拒绝，好坏那也是一碗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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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张泽君的母亲，都是过四十的人了，就因为把女儿送过来参加高考，便能够进图书室，而且不是打零工，是马上办理手续，直接就调进来！
在这学校拼了十多年命的他，还抵不上一个张泽君。
难道不是拼命吗，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担心，生怕自己班上的成绩比别的班差了。特别是教高三这几年，是只能用拼命来形容的，高三学生晚自习课上到夜里十点四十，教师要一直守着，学生们心情紧张，下课了还不愿也不敢回宿舍休息，教师则要赶他们回去。
徐瑞星承认他教一辈子书，也可能比不上张泽君为新州二中创造的价值，要是她真考了个省市状元，其感召力是无与伦比的。秋季开学的时候，蜂拥而来的择校生，会让学校的树木花草都浑身流油的——他承认这一点，却解不开这心头的结。
那次吴二娃在给他描述未来远景的时候，他觉得过虑了，多多少少还觉得吴二娃有点危言耸听，现在他不这么看了；吴二娃是从苦日子走过来的人，对苦日子发出的各种信号，必然有着特殊的敏感。他的话实在是很有道理的，别说他徐瑞星仅仅是一个教书匠，就是比教书挣钱挣得多的职业，一个人也难以养活一个家。更何况，万一有个三灾六病呢？这是很难说的，就像他的前妻，不是说病就病了吗？
徐瑞星想着这些事，那天吃午饭的时候，例外地没有夸邹静菜炒得好吃，饭前饭后，也没跟儿子一起疯，只是把儿子抱在怀里看中央台的“快乐驿站”，儿子笑得咯咯咯的，徐瑞星也笑，只是笑得很勉强，而且每笑一声，他都在心里骂自己：这有啥好笑的，傻！
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徐瑞星被吓了一大跳。那时候夜已经很深了，不仅校园里无人活动，校园之外传来的车声人语，也被夜晚消化得干干净净。邹静和儿子都睡了，徐瑞星还在书房里研究猜答案的方法——戏称猜字母。所谓猜字母，是针对选择题而言的，由于微机判卷，高考选择题的题量很大，每年高考前，各科教师都要做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教会学生做选择题时具有这样的本事：我分明不会这道题，却能在A、B、C、D等选项中八九不离十地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办法五花八门，除了传统的归纳法、演绎法、排除法、类比法等等，还发明了好多新方法。考生用了这些方法，在选择题上捞到的分数，都有大面积提高。徐瑞星这天晚上在桌上铺开一套模拟试卷，对其中一道有些难度的选择题目，他把办法都用尽了，就是“蒙”不到那个正确答案上去，他揉揉酸涩的眼睛，骂了声：撞他*的鬼！
话音刚落，手边的电话就响了。
那是一部红色电话机，样子像粒巨大的落花生。徐瑞星感觉那粒落花生是个活过来的怪物，浑身抽搐，淌满鲜血，发出固执的、令人恐怖的叫声。直到三声过去，他才反应过来，才明白在这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有个人跟他一样没睡，并且希望在这个时候与他取得联系。会是谁呢？这么晚了。他有些诧异地把听筒拿起来：喂？
是徐老师吗？徐老师你好，我是五中黄川啦，没打搅你休息吧？
那一刻，徐瑞星根本就没记起黄川曾找过他“办事”，他只是惊慌地想：失主终于找上门来了！毫无疑问，五中已经知道了张泽君是被二中挖走了，而且也知道插入了徐瑞星班上。尽管新州城布局散淡，南北两城又各自独立，但像张泽君这样的人物丢了，不要说转到了同城的学校，就是去了省会成都，甚至去了北京上海，他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查个水落石出。
徐瑞星说，黄主任，你……好哇。
黄川请他吃饭的那天，他叫的老黄，今天改叫了黄主任。他的脑子像被清洗过的磁带，好像只等着黄川用怒气冲冲的质问来将其填满。
可是黄川根本就没质问他，黄川说，徐老师，这个背时的雨，下好久哦，今天终于停了。
徐瑞星说是呀，我们这边下午还出了点太阳，你那里呢？
问了这句，徐瑞星觉得非常可笑。
然而黄川却答得很认真，黄川说出太阳了吗？我还不知道呢。我下午在开会，会议结束天就黑透了。听他口气，好像不知道几小时前出过太阳，是一件很不应该的事情。
徐瑞星呵呵笑了几声，很想抠出一点新的话题来说。可他也知道，躲是躲不掉的，那根质问的铁棒，冰冷地悬在那里。不过，说了那么一阵天气，他比开始镇定多了。他想，你要是问张泽君是不是在我班上，我会毫不含糊地说：在。你要再问别的，我不会回答，我只是一个班主任，我能知道什么呢！
黄川又拉拉杂杂地说了些闲话，却啥也没问，就以这样的话结束：徐老师，这么晚打搅你，不好意思哟，祝你晚安。
这时候，徐瑞星的心突然一空，他清楚地听见了自己的心空时发出的响声。此前，他一直提防着，因此对黄川是冷淡的，特别是他镇定下来后，有些话甚至是带着敌意的口吻说出来的，谁知人家根本就没打算找你麻烦！听黄川祝他晚安，他才感到愧疚，才来了热情和精神，他说黄主任晚安，等我们都忙完了，把吴二娃约上聚一聚。
黄川说好的，好的。
徐瑞星说那就再见了。
黄川说再……“见”字还没出口，他又转了个弯，说徐老师，我还有个事给你说。
徐瑞星暗地里骂了声娘，心想到底还是来了！他又换成冷淡的口气，说什么事你说吧。
我是说张泽君哪——徐瑞星短促地、硬邦邦地唔了一声——她有比较严重的贫血病，去年在课堂上昏倒了，我跟她班主任把她送到医院检查，医生说要定期服药。她从小到大没管过事，加上学习任务又重，就经常忘记吃药；在我们这边的时候，药是她班主任帮忙保管，每天把她叫到办公室，督促她吃下去。我的任务是提醒她班主任不要忘了。已经治了一年，现在好多了，只是还没好彻底……徐老师，我对你说这些，希望你不要介意，我主要是怕你不了解情况，她自己又不主动给你讲，耽误了治病。这么晚打搅你，真的很抱歉，徐老师再见。
电话断了。
那天夜里，徐瑞星通宵未眠。算起来，这是张泽君到他班上的第四天，这四天里，黄川大概也没怎么睡，否则他不会深夜打电话来的。还有张泽君的班主任、科任老师，甚至包括五中的校长，说不定都没怎么睡。六年了啊——张泽君从初一就进五中念书，至今还差不到两个月就满六年了！这六年当中，有多少人在她身上耗费了心血，眼见就到瓜熟蒂落的时候，却被别人摘走了。摘走了就摘走了，白摘！正因为这样，种瓜者心里的那份疼痛，该是多么刻骨铭心又无可奈何。从五中的角度说，张泽君是最冒头的“尖儿”，这个最冒头的“尖儿”在关键时刻却被掐掉了！
徐瑞星再怎么设想，也想不到黄川这么晚打个电话来，是交代督促张泽君吃药的事。
可怜天下教师心哪！徐瑞星在心底喊了一声。
黄川请客的那次，他那双软得像熟柿子的手，给徐瑞星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印象，他说的那些话，更是让徐瑞星觉得黄川看低了他的人品，总之徐瑞星很不喜欢他。但在这个暮春的夜里，他发现，自己和那个长得像老农民的人，有着抓心抓肺的联系，他不仅能够体会黄川失去尖子生的那份痛，而且从灵魂深处对他充满了敬意。
多日以后，徐瑞星也难以解释自己那天的行为是有意为之，还是偶然碰上的。
他看到七班班主任康小双把她班上的花名册拿出来了！
其实这本来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学生花名册可以说是班主任工作的路线图，谁进步了，谁退步了，谁的费用该退该补，需要找谁的家长来谈话，如此等等，班主任都会在花名册上做出各种各样的符号。这天康小双把花名册铺在办公桌上勾勾画画，几分钟后，外面有人叫她，叫得很急，像是说她班上有人打架，康小双没来得及把花名册收起来，就起身出去了——花名册上记录着学生的详细资料，包括父母姓名、所在单位、联系电话。正因为这样，班主任绝不将其示人，侯校长说的保管好学生的信息，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保管好这本蓝皮封面的册子。普通班当然无所谓，火箭班和重点班就非常精心了，生怕被人看了去，透露给了外校，把他们的“尖儿”掐掉了。七班属理科重点班，平时康小双随便走一步，都把抽屉锁上，今天大概是外面的事情紧急，她神经短路，就疏忽了。
当时，办公室里有好几个教师，除徐瑞星，别的教师面前都围着一大堆学生，很热烈地跟老师讨论猜字母法，他们都没注意到发生在康小双身上的所有细节。但徐瑞星注意到了。其实徐瑞星与康小双相隔很远，一个在东头，一个在西头，康小双背门而坐，徐瑞星向门而坐，可徐瑞星不仅看到了她拿出的是学生花名册，还看到她出办公室以后，疲惫的身影在门口闪了一下就消失了。康小双爱穿红衣服，她那身红也显得很疲惫，像烧了很久又无人守着的火，烧得很没意思，只想快点熄灭。徐瑞星无法对自己说清楚的是，当康小双一闪即逝的时候，他怎么就想上厕所了，而且急不可待；他更无法说清的是，办公室是两扇门，东头一扇，西头一扇，他完全没必要从东头绕到西头去。可是他就这么去了，路过康小双办公桌的时候，他迅速朝花名册上扫了一眼，这一眼，他看到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叫汪文强。虽然七班只是重点班，但班别档次是几个月前分出来的，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现在的汪文强已成为仅次于火箭班里谢家浩这种级别的尖子生。
徐瑞星不仅看到了汪文强的名字，还看到了附在那名字后面的电话号码。
他只是用一眨眼的工夫看了那个电话号码，可那七个数字，每个数字都像一根锋利的钉子，狠狠地扎入他的心里。他不动声色，进厕所后，从包里摸出笔和一张卫生纸，将那个号码记到了卫生纸上。
当他把那片写着号码的卫生纸撕下一角，重新揣进包里去，感觉内心里发生了某种震动，眼里看到的事物，耳朵里听到的声音，本来都是他习以为常的，这时候全都变得陌生起来了。
他问自己，这是咋回事呢？
他不能回答，也不愿深想。
接下来的两三天里，他在学校见到任何人都有别后重逢的感觉，那份夸张的亲热，让他自己也觉得吃惊。特别是对康小双。康小双是英语教师，只有四十二三岁年纪，却脸色枯黄；她是一个极其好强的人，八年前从另外一座城市调来，来之后，她每次从高一教到高二，都不让她教高三，又把她放下去，从高一教起。为此，她不知去校长室流了多少眼泪，把眼睛都哭烂了，她表白自己不仅有能力教高三，而且一定能教好，但校长心里没底，任她怎么哭也不心软。那时候还不是侯校长，侯校长上任后，康小双从头做起，常常主动去请侯校长来听自己的课。侯校长是物理教师出身，并不懂英语，但他被康小双的精神打动了。康小双没有哪节课不拖堂，上午二三节课之间该学生做眼保健操，只要第二节课是康小双在上，她就不让学生做操，继续听她讲课。广播里声音很大，她要把那声音压下去，就哑着嗓子喊，嗓子被撕成一绺一绺的，带着血腥味儿。不仅如此，她还要求学生每日三餐都缩短十五分钟，她早早地去教室等着，学生一到，立即开讲。侯校长真的被打动了，多次在教师大会上表扬她，说当教师的，就该有康小双同志的敬业精神。就这样，康小双不仅教了高三，还当了重点班的班主任。平时，徐瑞星不大喜欢这个人。主要是不喜欢她身上的那股“忙”劲儿——随便去哪里，哪怕是去保温桶前接开水，康小双都一路小跑；她的眼神永远绷得直直的，目光里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