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星说老黄，我真还有别的事，要早些回去。黄川很体己地碰了一下徐瑞星的胳膊：要不了多长时间的，如果不修脚上的老皮，最多半个小时就完事。
徐瑞星想我跟你第一次见面，又没把袜子脱给你看，你怎么知道我脚上有老皮？
他站起身说，算了，真的算了。
黄川也只好站起来，说既然这样，那就下次吧。
徐瑞星心里想，我跟你不会有下次了！
俩人一同出了包间，黄川却没跟着徐瑞星朝下楼的楼梯口上走。徐瑞星懂他的意思，每年的这时节，各个学校都风声鹤唳的，教师间的私下接触很敏感也很犯忌。
独自下楼，过了马路，徐瑞星立即摸出手机，给他那个同学打电话。他跟黄川这次接上头，搭桥的就是那个同学。同学说他有一个好朋友，人品学识都不错，希望介绍给徐瑞星认识。刚才徐瑞星到事先预订好的酒楼包间里，见只有一桌好菜和一个陌生人，却没有同学的影子。陌生人大约有五十岁，脸色跟土地的颜色差不多，见了徐瑞星，他身子一弹迎过来，说你是徐老师吧？我叫黄川。随后就抓住徐瑞星的手紧紧相握。他的手也呈深褐色，却软得像熟柿子，徐瑞星像摸到了什么不该摸的东西，带一丝惊慌地迅速把手抽了回来。俩人落座后，边抽烟边等人，没等几分钟，同学的电话来了，是打给黄川的，听说徐瑞星到了，同学就让徐瑞星接，他说伙计，对不起呀，我报社有点急事，来不了啦。这真让人为难，说撤吧，菜都点了，黄川还说他已经提前把单埋了。俩人只好吃，边吃边拉扯闲话，都是不着边际的，直到喝了好多杯啤酒，黄川才亮明自己的身份。徐瑞星顿时有了警惕，想到他那同学的老婆在五中教务处工作，更觉不妙，一口酒便哽在喉咙。
黄川见徐瑞星这样，就不绕弯子，将他的意图针针见血地挑明了。
毫无疑问，这场所谓的朋友聚会，其实是同学帮助黄川挽了个套子，就看徐瑞星是否入瓮。新州城被宽阔浩荡的巴河分为南北两个部分。河上虽有大桥贯通，但若干年来，南北片区已形成了各自独立的体系，人们在生活上也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空间，彼此的往来并不多。二中在南城，五中在北城，而黄川却知道南城腹地的春秋洗脚房“正规得很”，可见他是考察过的，为这场聚会，他是颇费苦心。这让徐瑞星有种被捉弄的感觉。
他边走边给同学拨电话，拨了好多次才终于接通了。徐瑞星开口就骂：你他*的吴二娃，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吴二娃的大号真的就叫吴二娃，是徐瑞星的大学同学。他说咋啦？这是咋啦？
徐瑞星继续骂：你自己是猪狗，就以为别人都是猪狗？
吴二娃委屈地哎呀了一声，说你龟儿子徐瑞星，我只不过给你介绍个朋友，哪一点惹了你？要是不喜欢他，今后不来往就是嘛——你发这么大的火，是不是他让你埋单了？
徐瑞星知道吴二娃在装糊涂，说你别跟我来这一套，你是哪路货色，未必我还不清楚？
吴二娃呵呵地笑起来，说老徐呀，你也要体谅我的难处，我老婆在他手下讨生活，他让把你介绍给他，还敢拒绝不成？
要不是你老婆讨好卖乖，他怎么知道有我这个人？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你介绍千个万个，也不该介绍我。你这是害我呀！要是二中知道了，哪怕我啥也没干，也只能卷起铺盖走人！
吴二娃叹了口气，才慢条斯理地说：亏你徐瑞星读大学的时候当了四年副班长，胆子咋就这么小呢，比麻雀胆都不如。你这算个什么卵事呀，就吓成那样了？
我不是被吓住了，徐瑞星说，我在二中教了十几年书，多多少少对它还有一点感情吧。
电话那边发出一连串啧啧声，算了算了，不要给我说这些，我听了头昏。
我知道你不懂，像你这种油滑惯了的人！
好，我油滑，你高尚，这行了吧？我告诉你徐瑞星，以后再遇到这种好事，想我告诉你也不可能，你不干就不干，别损人——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几天过去，徐瑞星都提心吊胆。侯校长天天往高三办公室跑，每次来都向大家交代：还有百多天就高考，各位说话做事，要检点些，对学生信息要随时保管好，绝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不慎，让外校知道尖子生家的电话和住址。那些掐尖儿的家伙——高考前夕把外校尖子生挖走。叫“掐尖儿”——不可能跑到学校来抢人，都是去做家长的工作，然后让他们悄悄地转学。我说个不好听的话，尖子生的家庭信息比你们家的存折还重要！存折丢了，还有密码；密码丢了，钱被盗取了，还有警察帮忙追讨；尖子生丢了，就再也追不回来了！教务处桂主任来得更勤，话也说得更直接：现在，有人专门在其他学校养线人，请几顿饭局，给一点钱财，让他们把本校尖子生的秘密泄露出去。我提醒大家，如果有人找到你们的名下，你们要抵制诱惑，千万不能干那事，那是吃里扒外的事，干不得！现在所谓的线人，其实就是过去通常说的奸细吧，大家想想，如果有人叫你奸细，那会是个什么感觉？虽然我很相信大家，但我还是要把丑话说在前头，要是有人不听招呼，学校将严惩不贷！
每次侯校长和桂主任这样说话，徐瑞星都觉得说的是自己，禁不住耳根发烧。手机响了，分明不是吴二娃的，也不是黄川的，可他就是不敢摸出来接。为了掩饰，他还故意走到侯校长面前，汇报一下他班上的近况。其实都是些老话，但侯校长总是侧着头，很认真地听。他讲完了，侯校长还要鼓励几句。侯校长和桂主任对他是很信任的，最近三年都让他教高三，今年还当了火箭班的班主任。新州二中高三共有十六个班，文理科各组建一个最好的班，叫火箭班。火箭班之下，又各有两个重点班。徐瑞星是语文教师，带的九班却属理科火箭班。高三教师虽然格外辛苦，但他们在社会与学校都有地位，收入也高——毕业班学生周末都补课，补课就会有补课费；还有堆积如山的参考书、模拟试卷、诊断试卷，教务处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都要得很大一笔回扣。桂主任从不私吞这些回扣，他将回扣分成不同的等次，一分不剩地发给高三教师。
直到半个月后，徐瑞星的心才算安定下来。他查找手机的未接电话，没有一个是吴二娃和黄川的，这证明那件事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就好！徐瑞星不是那种冒风险的人。徐瑞星是过日子的人。能过上现在的这份日子，他觉得委实不容易。工作上并没有多少波折，大学毕业后，他分回老家县城教书，几年后市二中招教师，他来应聘，很容易就被录取了，试用期满就调了过来。关键是生活上徐瑞星有难言之苦，他结了两次婚，第一个老婆十四年前就死了，得的是子宫癌，死的时候也没留下一男半女。徐瑞星现在的老婆叫邹静，是通过婚姻介绍所认识的，没工作。生儿子前，她偶尔还去外面打点零工，儿子一生，就干脆在家当起了全职太太。徐瑞星让老婆把主要精力用来照顾儿子，他的收入养得活一家人，无所谓。四十多岁的人，还说不上老，但徐瑞星真有老年得子的感觉。邹静比徐瑞星小了十多岁，年龄上的悬殊，让她觉得对徐瑞星直呼其名也很不好意思，哪怕两口子赤条条地躺在床上，她也把徐瑞星叫徐老师。徐瑞星很习惯这种称呼。他爱第一个老婆是当成妻子来爱的，爱第二个老婆是当成妻子和女儿来爱的。他觉得这种关系非常好，有股蔗糖一样的甜味儿。
对自己从教的学校，徐瑞星真有一份感情，他对吴二娃说的，并不是面子上的话。十多年来，人家又没亏待你，不产生一点感情才怪。他怎么能帮助对手挖自己学校的墙脚？尖子生都是学校的活广告，每年高考过后，只要有人上了北大清华，就扎一辆敞篷彩车上街，还由学校出钱，以学生的名义去电台和电视台点歌；同样由学校出钱，以学生的名义去显眼气派的酒楼大办宴席，说的是谢师，其实就是打广告。这么闹腾一番，等到秋季开学的时候，生源滚滚而来，财源也就滚滚而来——不仅学生多了，书费学费也水涨船高。如果没有这样的尖子生，那情景就惨淡了。好学校是拿大箩大筐装钱，择校费、学杂费样样都高，财务科的人跑银行存款，腿都跑断了；差学校却要把教职员工全都发动起来，去人家好学校附近，躲躲闪闪的，见到学生就拉，就跟路边饮食店拉客一样。可那管什么用呢？尽管你收的书费学费比人家低若干倍，可还是拉不来学生。
当徐瑞星觉得事情真的过去了，才觉得该跟吴二娃联系一下，那天他骂吴二娃的话，有些重。别看吴二娃一副油腔滑调的架势，他内心是敏感的，这一点徐瑞星清楚。
他还没联系，吴二娃却主动来了。
这天他放了下午学回家，刚在沙发上坐下，敲门声就响了起来。
一听就知道是吴二娃，他敲门不是敲，是拍。
邹静跑过去开门，可门像不是被邹静打开的，而是被吴二娃的声音撞开的。哦，小嫂子！他又粗莽又热烈地说，我西藏一个朋友送了点雪山菌来，不敢吃独食，分点让你们尝尝。说罢将一个塑料袋往邹静手里递。邹静接了，说你进来呀，进来呀。吴二娃说不了，我忙呢。
徐瑞星扑哧一声笑起来，你小子装什么假！别以为自己是记者，就可以装出比总理还忙的样子来吓人。
吴二娃这才做出刚发现他在家的样子，啊，瑞星回来啦？那我就坐几分钟吧。
徐瑞星家安了木地板，在门口的木柜上放了鞋套，地上也备了拖鞋，但吴二娃从来都是不管不顾，直接就跨了进来。他去任何人家里都是这样。他就这么个人。
吴二娃是邹静喜欢的客人，他不仅是徐瑞星在大学的同班同学，老家也在同一个县。当然主要是他大方，收了别人的好东西总爱送些来，而且他说话风趣。听徐瑞星说，念大学的时候，他除了读书，别的啥都不会，连话也不会说，一年四季都穿着老蓝布衣服，一双网球鞋总是羞涩地露出大脚趾。一段时间，他特别讨厌自己的名字，觉得太土，在自己书本乃至背心上，到处都写上“吴尔佤”，过一阵又改成“吴而瓦”，可不管他怎样改，大家还是按他的本名称呼他。现在的吴二娃完全变了一个人，西装革履的，还搞了个背梳头；他肚子大。个子矮，但他看再高的人，目光也要越过那人的额头；每次他跟徐瑞星说话，徐瑞星都觉得自己背后还站着个人；他言语粗鲁而直率，记忆力又好得惊人，流行的段子一背一大串，把人笑得前仰后合。毕业都二十多年了，他由当年自卑的小男人变成了《新州晚报》的大记者……
邹静说，吴哥就在这里吃饭吧。
吴二娃稍作犹豫，说好，那我就吃了再走。
邹静说干脆叫霞姐把娃娃带过来一起吃吧。
吴二娃说不用不用，娃娃放学后被他外婆接走了，陆霞也过去了。
邹静进了厨房。
其实吴二娃并没打算留下来吃饭，他只是想把邹静支开，好跟徐瑞星说话。
徐瑞星递上一支烟说，我那天说你油滑，骂你猪狗，没得罪你吧？
吴二娃喊了一声，要是那就把我得罪了，我坟上的草都埋人了！我刚毕业的时候，跟你一样教书，只不过你是在县中学，我是在乡中学。当时我是那所乡中学文凭最高的，可他*的口才太差，茶壶里煮汤圆倒不出来，往讲台上一站，老半天嗝不出一句话。人家开始还对我刮目相看，后来就把我看白了，说我是冒牌货。两年半过后，乡中学就把我踢了，踢到哪儿？踢到那个乡最高一座山上的村小里！在那山上撑持了几十年的一个老教师实在教不动，要回家了。他姓包，是学校唯一的教师。我是春节过后上山的，从早上开始爬，天黑差不多才到。整个一座破庙子！包老师等着我呢，听到脚步声，他迎出来了，哪像个教师呀，脸那个瘪，背那个驼，头上稀疏的白发在寒风中颤动。他把我领进篾笆墙围成的寝室，指着床上的枯草说，吴老师，这枯草我就不带回家了，留给你，山上冷呀。随后他用干枯的手摸了摸我带来的被子，说这被子薄哟，你睡觉的时候，把四边拶紧，免得透风。然后他又从一口破木箱里摸出半把挂面，说吴老师，我没啥欢迎你的，就留了这半把挂面吧……
这故事徐瑞星听他讲了好多回了，每次他都讲得那么投入。
他说瑞星你知道我当时想干啥吗？我想跪下去，把面前的老人叫声爷爷。从小到大，没有哪个外人像他那样瞧得起我和关心过我……
吴二娃起身去餐桌上扯了张纸巾，擦抹被泪水打花的眼镜。
徐瑞星说算了二娃，别去想那些事，都已经过去了。
吴二娃重新把眼镜戴上，接着说，那所学校加我这个教师在内，全校只有十五个人！不是人待的地方啊，学校离村子远，后面又是乱坟岗，晚上一个人睡在那里，听到各种奇奇怪怪的声音，害怕呀！秋风一吹就下雪，稍不留心校舍和寝室就被雪压塌了。教了一年多，我神经上就出了毛病。刚上五分钟课，我就把讲桌上的铃铛举起来摇，下课了，下课了！学生还没跑出教室，我又开始摇铃铛，上课了，上课了！我并没疯，我只是这样来发泄。又过了半年多，我想这不行啊，这会误了孩子们，我不想待，走了行不行？我走了，说不定还会来个像包老师那样负责的人。于是我就走了，没给任何人打一声招呼……你说我油滑惯了，这话不对，现在想起在那山上的作为和后来的逃跑，我心里还愧疚。我对不起那里的家长和孩子。
徐瑞星说我不是在给你道歉嘛。
吴二娃将厚而小的手掌一挥，用不着，完全用不着，因为我后来真的变得油滑了。我离开那山上，等于就是甩掉了公职。钱没一分，就去县城里闯。什么事没干过？去河码头当搬运，在城里掏下水道，当棒棒军，甚至去城背后的项山为人掘墓穴！那时候我知道你在县中教书，可哪敢去找你呀。不过，那么一阵胡搞，倒把我胆子搞大了，话也逼出来了，灰飞烟灭的雄心，也跟着复活了。于是我到了新州市。当时根本没想好要干什么，也是机缘凑巧，我来的时候，恰逢《新州商报》招记者，我去参应，一考就中了。《新州商报》招的是临时记者，把我们不当回事的，没有固定工资，只是根据我们的上稿率算钱。我念大学时毕竟读了那么多书，更重要的是，我在底层混了那么些年，这下全都派上了用场，我采写的稿子，上头版的多得很，可我挣的钱还是比人家正式职工少几倍。我那时候还是光棍一条，想找个女人，成个家，没钱怎么成家？我拼了命表现，希望《商报》把我调进去。那时候我不抽烟，但我身上随时揣着中华烟，见到领导就发。这又怎么样呢，人家照样不把你当回事。于是我想，不能在《商报》一棵树上吊死，我既给《商报》写稿，也给《晚报》写，还给《时报》写，只不过多用几个笔名罢了。后来，《商报》知道我这么干，领导把我找去大骂，人家不是骂我油滑，也不是骂我猪狗，而是骂我粪便！可他们又离不开我。继续让我干，只是依然不调我。我也不是好惹的，自那以后，我就不仅给《晚报》和《时报》写稿，还把《商报》的策划透露给他们——说白了，我当起了线人，也就是奸细！